孔融不讓梨

　　這些天來，公眾、尤其是知識分子在憤怒地譴責“毒膠囊”。但在另一個事件中，公眾，尤其是知識分子，卻表達著與之相反的立場：在小學一年級語文考試中，上海一名小學生在回答“如果你是孔融，你會怎么做?”題目時，稱“我不會讓梨”，被老師打了大大的叉。這名小學生說，4歲的孔融不會這樣做，才這樣寫答案，并堅信沒有答錯。有網友認為，“言之有理”就算對。而知識分子則紛紛表示，小小孔融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覺悟，孔融讓梨的故事根本就是鼓勵虛偽，不應當再以之教育孩子了。

　　其實，按照孟子的說法，孔融讓梨不是什么覺悟，而是人天生的良知。設想桌子上有兩個梨，一大一小，對面是你的兄弟，你會拿大的還是小的?大多數哥哥都會拿小的。兄弟血氣相通，照顧弟弟乃是哥哥的本能。也正是根據這一點，孟子說：辭讓之心，人皆有之。

　　當然，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會這樣，他會拿走大個兒的。現在的問題是，社會應當鼓勵哪一種?古人記載孔融讓梨的故事，最初也許在表彰孔融之幼而聰慧，后來則主要以此教化少年兒童養成辭讓之習慣。

　　這樣的教化當然是要教導人約束自己的行為。嬰幼兒常不明辭讓，這也許就是人欲。如果人人都不明辭讓，社會就必然被叢林法則支配。一個孩子如果不進入社會，過魯濱遜式生活，那他怎么做都可以。他如果要進入社會，就需要經過教化，知道如何自制，否則自害害人。教化的目的就在于訓練人們遵守各種倫理規則，并形成自覺遵守它們的道德意識。

　　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這樣的人知道辭讓，孟子說：“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辭讓意味著他人作為應被尊重的對象進入自己的策略制定過程中。他仍然會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制定行動策略時會考慮對方能否接受自己的行為。這就是亞當·斯密所說的“通情”能力。因為考慮了他人，他會節制自己的欲望，不再追求通吃，而只拿自己應得的那一份。

　　若這一意識成為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習慣，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會達到“不同而和”的狀態：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不會相互傷害。比如說，自己雖然要賺錢，也不會生產顯然會傷害他人健康的毒奶粉、毒膠囊。

　　但是，一百多年前，部分現代知識分子卻覺得，“孔融讓梨”所教導的倫理規范是落后的。今天的知識分子仍在重復這樣的看法。他們信奉韓非子、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的人性論：人生來只知道滿足自己的欲望，且只應當滿足自己的欲望。按照這樣的倫理預設，孔融一定會搶大個兒的梨吃，以實現自己利益之最大化。但現在，孔融這個小小孩子竟然知道辭讓，那說明孔融天生就是虛偽的，而中國先賢講述這個故事教育孩子辭讓，則是道德強制。他們對虛偽、對道德強制展開猛烈的批判。

　　由于種種歷史機緣，這些知識分子的理想在中國終于實現了。當代中國基本上已經沒有教化，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都不教孩子正常的倫理規范——不切實際的高調的道德宣傳，毋寧對正常的倫理、道德教育起反作用。在這種教化真空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確實都是知識分子所理想的“理性經濟人”，赤裸裸地追求自身物質利益之最大化。

　　結果就是，毒奶粉、毒膠囊的生產者被成批量地生產出來。知識分子現在指責這些人沒有絲毫廉恥之心，問題是，你們不是一直在說，道德不重要，廉恥是虛偽嗎?

　　層出不窮的食品、藥品安全事故提醒人們，當代中國之問題決不僅在于制度之不合理，而在于倫理之崩塌、社會之潰散。以前的亂世也沒有如此之多的食品安全事故。

　　中國社會必須實現一次徹底的價值“更化”;拋棄過去一個世紀激進知識分子販賣的反道德、反倫理的價值觀，回歸傳統，回歸儒家。以此重建人心，重建教化體系，重建社會，重建人際間的信任。沒有這些努力，所謂制度變革，不過是空中樓閣。毒膠囊或許沒有，但會有更多毒物四處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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