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避諱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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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避諱文化論文

　　避諱是指封建時代為了維護等級制度的尊嚴，說話或?qū)懳恼聲r遇到長輩或尊親的名字都不直接說出或?qū)懗觥1]它是封建禮制的繁文縟節(jié)在語言使用中的體現(xiàn)。陳垣在《史諱舉例》中這樣描述中國的避諱制度：“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2]在中國古代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和明確的等級觀念的桎梏下，中國歷史上形成了許多的避諱規(guī)定和潛在的避諱規(guī)則，從而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避諱文化。

中國古代的避諱文化論文

　　避諱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現(xiàn)象，最早來源于古人對鬼神的信仰。原始社會的古人認為名字是身體的一部分，語言是福禍的根源，以避諱的方式趨利避害，避免說出一部分名字和事物，正好迎合了古人恐懼迷信的心理。因此避諱最早是通過避名來體現(xiàn)畏懼、尊敬的態(tài)度。這一認知也直接促進了“字”的出現(xiàn)。古代男子二十歲便舉行冠禮，以“字”為稱呼，為了表示尊敬，名則不再被同輩人使用。

　　周代把尊者、親者、賢者作為避諱的對象。這種避諱制度是宗法關系在語言使用中的體現(xiàn)。《左傳·桓公六年》就出現(xiàn)了“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的說法。[3]對于避諱的規(guī)則，也有詳細的記載：“禮，不諱兼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zhì)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4]這就將避諱作為人際交往中的基本禮儀。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quán)后，開始實行較為嚴格的避諱制度。陳垣在《史諱舉例》總結(jié)了秦漢的避諱制度：“大約上書言事，不得觸犯廟諱，當為通例。至若臨文不諱，禮有明訓。漢時近古，宜尚自由，不能以后世之例繩之。”[5]可見當時避免談及稱皇帝父祖的名諱已經(jīng)成為慣例，而寫作時可以不避諱。

　　漢承秦制，所不同的是漢朝有一定的字來代替需避諱的字。漢朝為避高祖劉邦的名諱，將“協(xié)和萬國”改為“協(xié)和萬邦”。為避光武帝劉秀的名諱，將“秀才”改稱“茂才”。不僅如此，漢朝的避諱范圍擴大到皇后。呂后本名呂雉，“雉”本是一種野雞，為避皇后名諱，改用“野雞”代稱。改字法在漢朝避諱制度中很普遍。

　　三國時期，由于戰(zhàn)亂頻繁，避諱制度發(fā)展遲滯。雖然根據(jù)《禮記·曲禮上》記載，“禮不諱嫌名”，根據(jù)古禮臣子避君父名諱時，不諱聲音相近的字。但是這一時期不僅避諱同字也避諱諱嫌名。《吳志》：“魏晉時期，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改禾興為嘉興。”[6]這可以看作是避嫌名的開始。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門第觀念盛行，避諱制度逐漸嚴密。兩晉時期，人們特別重視家諱。《世說新語》中曾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東晉桓溫的兒子桓玄設宴待客，有位賓客覺得就涼了，就命令侍者“溫酒”，誰知桓玄聽到自己父親的名諱立刻痛苦不已，一時間席上頗為尷尬。為了避免言談之中觸犯他人的'家諱，這一時期很對人專注于譜字研究。南北朝時期，士大夫都以善于避家諱為榮，南朝的劉宋太保王弘一天見近千名賓客都能避免談及賓客家諱，一時間被傳為美談。

　　到了唐朝，避諱之風盛行，雖然唐太宗曾下令如果世及民兩字不連續(xù)使用，并不算避諱，但是文人墨客習慣于用其他的字代替。到了高宗時期，“世”和“民”兩個字都需避諱。為了避高宗名諱，凡是需要用“治”的地方都用“理”和“化”代替，甚至同音的“稚”也改用“幼” 代稱。《唐律疏議》中還對犯諱行為做出了明確的懲罰規(guī)定。上書奏事犯廟諱的輕者要被杖責，重者還要面臨服刑三年的懲治。嚴酷的避諱制度甚至影響著人才的選拔。唐朝制度規(guī)定，如果進士的家諱觸犯了主考官的名諱，只能放棄考試。唐朝的著名詩人李賀就因為父親名“晉肅”，“晉”與“進”犯嫌名。盡管韓愈為其辯解，最終沒能參加進士考試。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避諱制度，除了采用代字法，還采用了缺省筆畫的方法避諱，從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經(jīng)典文獻的內(nèi)容。

　　宋代是避諱制度最嚴苛的時代。僅宋高宗趙構(gòu)的名諱就有五十多個，文人寫作更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唯恐忘記避諱而招來殺身之禍。除此之外，宋代還將軒轅黃帝、孔子、老子的名諱都當作是“圣人諱”，宋徽宗更是連自己的屬相都要全國避諱。嚴苛的避諱制度下，人們對避諱制度難免諱莫如深。《宋史》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荒誕的故事：一個名叫徐積的人，為了避父親的名諱“石”字，竟然終生不用石頭做的器具，就連過石橋也要人把他背過去。這可以說是嚴格避諱制度下的荒誕之舉。

　　由于元朝時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因此并沒有承襲宋朝的避諱制度。到了明清兩朝，避諱制度都由寬松轉(zhuǎn)為嚴格。陳垣《史諱舉例》中提到：“明諱之嚴，實起于天啟崇禎之世。”[7]

　　作為另一個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王朝，清朝起初的避諱制度非常寬松。到了康熙時期，作為思想文化的統(tǒng)治制度，明清的避諱制度開始逐漸嚴苛。雍正乾隆時期，避諱制度達到了頂峰，很多文字獄都是以詩文中對廟諱和御名的不避諱作為處罰的依據(jù)。乾隆時期的《字貫》一案，因避諱不當獲罪的人不計其數(shù)。

　　總之，作為中國特有的語言使用方式，中國古代的避諱制度發(fā)源于中國古代的原始禁忌，伴隨著封建制度的發(fā)展?jié)u臻完善，成為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語用文化的一個縮影。

　　參考文獻：

　　[1]江藍生等.現(xiàn)代漢語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74

　　[2]陳垣.史諱舉例[M].北京：中華書局，2015.189

　　[3]十三經(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卷六[M].北京.中華書局，1980

　　[4]十三經(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卷六[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陳垣.史諱舉例[M].北京：中華書局，2015.189

　　[6]陳垣.史諱舉例[M].北京：中華書局，2015.193

　　[7]陳垣.史諱舉例[M].北京：中華書局，201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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