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同情心的故事

　　1963年，紐約，基蒂·吉諾維斯從她經營的曼哈頓酒吧回家。她的公寓位于皇后大街的一個安靜的中產階層居住區內。當她下車朝公寓方向走去的時候，一個持刀男人向她走來，刺了她很多刀。基蒂大聲呼喊救命，一個鄰居在窗口大聲警告那男人：“放開這個女孩!”歹徒正欲逃跑，但他發現沒有一個人出來干預，于是又從車里走出來，將基蒂擊倒在地，繼續刺殺她。這個不幸的女孩繼續呼救直到最后有人報了警。警察接到報警后兩分鐘便趕到了現場，但這時基蒂·吉諾維斯已經死亡，歹徒也不知去向。

　　警察在調查這一事件時發現，該襲擊行為總共持續了35分鐘，公寓周圍共有38個人目睹了這一事件，但最終只有一個人報了警。為什么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沒有一個人向基蒂·吉諾維斯伸出援手?皇后大街的居民們難道真的毫無同情心嗎?難道只是因為公眾道德的喪失嗎?

　　在感慨現代人日漸冷漠的同時，社會學家們想運用更為科學的方法，探究類似事件更深層次的原因。在美國，社會學家拉特納和助手達利精心設計了一系列實驗，結果發現：當面臨危機情境，需要出手援助時，現場的人數越多，出手相助者反而會越少，甚至沒有人介入。

　　其中一個實驗是這樣進行的：實驗員向公眾發布一個“招聘啟事”，從應征者中甄選出各方面條件相似的人員參加一次“面試”。

　　當不知內情的“應聘者”來到“面試”現場時，一位女士(實驗員假扮的)安排他們在一間小辦公室填寫問卷，告訴他們先稍微等一會兒，自己要去拿一份文件，隨即掀開門簾走進隔壁的辦公室里。這時候，實驗才正式開始，實驗員在這間辦公室里播放事先錄制好的錄音。

　　于是，正在隔壁等候的“應聘者”先是聽到那位女士爬到椅子上拿東西的聲音，緊接著是她的尖叫、椅子摔倒的聲音。隨后，又傳來女士痛苦的呻吟聲：“噢，天哪!我的腳……我……我……搬不動它，噢，我的腳脖子……我……沒法拿開身上這東西。”

　　拉特納和達利想了解，在這種危機情境中，“應聘者”獨自一人會作出什么反應;如果還有其他人在場，又會作出什么反應。他們記錄了每組“應聘者”實施救助行為的百分率和對突發事件的反應時間，如果“應聘者”在聽到錄音后四分鐘內不作反應，實驗就停止。

　　與“人多力量大”等觀點的預測正好相反，實驗的結果是：當單獨一人時，70%的人會馬上離開座位，試圖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幫助;當兩個“應聘者”在場時，離開座位的時間就要長得多，其中一人試圖提供幫助的比例陡然下降到40%;而如果旁邊有人無動于衷(由研究人員假扮)，則僅有7%的“應聘者”嘗試著提供幫助。他人的袖手旁觀，對見義勇為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降低了人們積極伸出援手的可能。

　　通過分析，導致這樣結果的原因是拉特納和達利提出的“責任擴散效應”。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現象，即在某種緊急事情發生時，如果有其他人在場，幫助他人的責任被無形地“擴散”到其他人身上，每個人幫助他人的責任就相應地減少了。

　　打個比方，假定在緊急情境下，救助的責任是100%的話，當一個人獨自面臨這種情境，由于只有他一個人能提供幫助，他的責任就是這完完整整的100%，他是否采取援助行為將直接影響整個事件的發展結果。

　　相反，如果同時有許多人在場的話，幫助求救者的責任，以及見死不救所產生的罪惡感與羞恥感被擴散到在場的每一個人身上，于是每個人都理所應當地認為：“就算我這個小小的1%不管，其他的99%總會發揮作用的。”因此，提供幫助對于每一個人來說似乎都成了別人的事，總覺得自己不去援助，還會有別人去做，事情總是會向著好的方向發展的。

　　“責任擴散效應”從社會學角度解釋了本文開篇提到的那幕慘劇。正是因為在場的每個人頭腦里“除了自己之外會有很多人去幫助受害者”的想法，抑制了圍觀者的幫助意識，造成了實際上沒有人伸出援手，不幸的受害者得不到及時援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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