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的故事：一種文化象征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只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鄭和下西洋的故事：一種文化象征，歡迎大家閱讀。

　　鄭和(1371-1433年)原姓馬，名和，字三寶，出生在云南省昆陽州人(今晉寧縣寶山鄉和代村)。

　　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消滅盤踞云南的元朝殘余勢力，派手下大將傅友德、藍玉等率30萬大軍進軍云南。在戰亂中，11歲的鄭和被明軍俘虜，在軍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1385年，又隨軍調往北方，先后轉戰于蒙古沙漠和遼東等地。19歲時，被挑選送到北京的燕王府服役，從此追隨雄心勃勃的燕王朱棣身邊，逐漸得到朱棣的信任。1399-1402年，朱棣為和他的侄子建文帝爭奪皇位，進行了“靖難之役”，鄭和立下功勞，幫助朱棣登上皇位。鄭和被提升為內官監太監。1404年，朱棣為表彰鄭和的功績，親筆賜姓“鄭”，從此更名鄭和，史稱“三寶太監”。

　　鄭和是太監，自己沒有子女，他做官后，從他哥哥過繼一個兒子，他兒子結婚繁衍后代，主要有兩支：一支在南京，有幾百人，蘇州有個分支;一支在云南，主要在玉溪，并有一分支到泰國清邁市。

　　28年晝夜星馳的行程，30多個陌生國度的停泊，9萬里波瀾壯闊的遠航，七下西洋的鄭和給我們這個民族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

　　600年斗轉星移，許多細節都已隱沒在歷史之中，然而在滄海桑田的異國他鄉，仍然能找到當年長駛遠駕的鄭三保的身影。如今，關于鄭和的研究和紀念在世界掀起了波瀾。

　　說到鄭和的文化貢獻，很多人都會想到那支船隊沿途撒下的文化種子，也會滿懷敬意地說到，600年前的浩蕩征帆是如何定格為世界航海史上的豐碑的。然而，在鄭和云帆高張的航行中，更值得關注的，是它竭力張揚的中華民族關于文明交流和國際關系的獨特判斷，是中國文化中“和”的思想精髓和“禮”的精神境界。

　　因此，人們回望600年前的那次偉大遠航，并非為了追念一個人的壯舉和一個時代的榮耀，更是懷想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國際交往中的一種歷史傳統，追憶在這個偉大的遠航中不同文化相互走近的可貴姿態。

　　在鄭和隨帶的永樂帝國書中，明確寫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一視同仁，不能眾欺寡、強凌弱……”面對周邊國家的沖突動蕩，強大的大明王朝想到的是“和平使者”，而不是武力霸權。之所以派出“才負經緯，文通孔孟”的鄭和率萬人舟師，七下西洋，不僅是“示中國富強”，更是要傳播中華民族“和為貴”的文化理想，展示止戈為武的和平發展思路，宣講“共享太平之福”的天朝理念。正是因為將遠征的目的定為“宣德化而柔遠人”，才能在“以德睦鄰”、“厚往薄來”的理念下，創造出一種“中外通和，萬國來朝，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嶄新外交局面。

　　鄭和下西洋建立了一個和平的國際交往模式和文化交融模式。對于一個強盛之國和強勢文化而言，這樣的姿態和作為，在以國家利益為準的現代解釋中，很難被想象和理解，但穿越歷史云煙，面對當今現實，卻更令人覺得珍貴。

　　今天，當人們一次次為當年那次遠航給沿途帶去的和平與文明所震撼時，這些文明與友誼的種子，依然生生不息。鄭和所到的東南亞一些國家至今仍在深情地紀念著鄭和，中國文化的點滴遺存在經歷六個甲子之后依然綻放著美麗。這一切，讓“鄭和下西洋”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符號，它所體現的中國睦鄰友好、和平交往的理念與實踐，為人類和諧相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與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適相吻合，正是今天國際社會所需要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鄭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個歷史事件，而是一種文化象征。它寄托著中國人的回憶與榮光，也寄托著人們關于國際新秩序的想象與期望。不同國家之間呼喚溝通合作，不同文明之間需要尊重和對話，在世界多極化、國家沖突民族爭端連續不斷之時，在國際關系日益跌宕的新格局中，紀念鄭和七下西洋，會讓我們重新思考世界歷史的走向。它告訴我們，只要調整一下姿態，人類可以書寫另一種世界史。

　　事件背景

　　外交背景

　　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襲元代的規模，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積極、主動發展與藩國的邦交關系，對周邊國家采“不侵占”的態度，并在《皇明祖訓》中開列了十五個“不征之國”，試圖構建一個以中國為主導，有等級秩序的、和諧的理想世界秩序。有觀點認為，明廷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響有明近三百年。也有觀點認為，“不征”是明朝對內設定的最優外交目標，并不意味著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為后盾，力爭以不動兵戈的方式實現威服眾邦，構建以明帝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格局；而具體交往模式的選取，又與交往對象在明朝外交層級中的位置有關。

　　靖難之役中奪得皇位的朱棣，銳意溝通域外國家。在鄭和之前，他派遣尹慶于永樂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滿剌加（當時尚未建國），又于永樂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蘇門答臘。在鄭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南征安南，將之納入明王朝版圖。“郡縣安南”之后，明朝從陸路近可制占城，遠可控滿剌加，為鄭和后續的下西洋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貢體系得以順利建立和鞏固。

　　經濟背景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勵精圖治，農業經濟恢復了。在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礦冶、紡織、陶瓷、造紙、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元末時江南地區已有相當規模的海船建造業，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規模龐大的官營造船業，除南京龍江寶船廠外，在蘇州、松江、鎮江等地均設有官廠。明初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為鄭和下“西洋”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在經濟獲得良好的發展之后，發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貿易已經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國的絲織品、瓷器受到西洋諸國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而中國對不能自行生產的香料等物，也有較大的需求。

　　科技條件

　　造船業的發達，羅盤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航海知識的增加（明太祖于1389年編制的《大明混一圖》就是實例），為鄭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條件。

　　造船技術

　　在鄭和下西洋前，中國造船技術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約在唐代，中國人已經發明水密隔艙、車船、平衡舵、開孔舵。在船型方面，宋元時期，中國海船的船型已經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廣船最為著名，被認為中國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應用最廣、影響最大。在海船船殼結構上，中國海船采用搭接法，形成“魚鱗式”結構（亦稱“錯裝甲法”結構），從而使船殼板聯結緊密嚴實，整體強度高，且不易漏水。船舶載重量也相當可觀，南宋時已可達萬石以上；在載客量上，大海船可載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環境上，中國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設施齊全，配備洗漱設施，設有可以攜帶家屬的幽雅客房，備有充裕的食品，甚至在船上養豬、種菜、種藥材、釀酒，以及種植盆景以供觀賞。

　　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云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于通訊聯系。

　　在天文航海技術方面，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關于航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于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事件結果

　　宣德九年（1434年），王景弘率船隊出使蘇門答臘等南洋國家，船隊約在年末回國。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去世，明英宗繼位。同年，隨王景弘船隊入貢的蘇門答臘國王之弟哈尼者罕奏國王老耄，明廷嘉許老王，令老王之子嗣位。

　　正統元年（1436年），明廷遣古里、蘇門答臘等十一國使臣隨同爪哇使臣出航，并請爪哇國王分送其他國家的使者回國。一說，輔政大臣還曾于該年以明英宗的名義命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停罷采買營造，并由此終止下西洋貿易；這與《明實錄》原文有出入，或為誤讀。但無論如何，下西洋已然落幕。

　　天順二年（1458年）至三年（1459年），太監福安幾次向明英宗派陳奏自下西洋停罷后珍珠、黃金等奢侈品不足，并曾請求派官員下西洋采購黃金，為明英宗所拒。

　　事件影響

　　政治

　　建立政治秩序

　　在外交及軍事方面，鄭和下西洋頗有建樹。在總體保持和平的同時，鄭和船隊也使用武力，打擊了斯里蘭卡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的統治，消滅篡奪王位的蘇門答臘君主蘇干剌，懲治海盜陳祖義，并在東南亞扶植由施氏華僑統治的舊港宣慰司。有學者認為，鄭和下西洋，使明王朝在東南亞全面建立起華夷政治體系；而這種政治秩序由于是基于傳統的“王者無外”、“懷遠以德”的觀念，故總體上是非侵略性的。

　　拓展朝貢體系

　　在下西洋的過程中，鄭和船隊展示了明帝國的政治和軍事優勢，加之經濟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導的朝貢體系的規模大為擴展。這種朝貢體系是非霸權（無論是軍事、政治、經濟還是宗教、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強國國際政治體系。鄭和也被視為明朝的和平使者。

　　經濟

　　開拓海外貿易

　　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鄭和下西洋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等形式。

　　朝貢貿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為大宗，甚至有學者認為尋找海外香料、滿足國內需求，是促成鄭和下西洋的一個根本原因。官方貿易是在官方主持下展開，遵循平等自愿、等價交換等原則，其使用的“擊掌定價法”傳為美談。民間貿易則由私人自發展開，例如據考證鄭和船隊的官兵便可以攜帶商品在沿線國家展開貿易。

　　改進國內生產

　　學界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為中國輸入了新的工藝產品、原料、技術，從而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手工業生產。例如，性堅質細的海外硬木因鄭和下西洋而進入中國，使中國匠師們對于硬木操作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陶瓷生產方面，明朝工匠們使用由鄭和下西洋而進口的蘇麻離青（又稱“蘇勃泥青”）為呈色劑，形成了永宣青花顏色濃重、暈散的風格；又吸收伊斯蘭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產生了新器型（如扁壺、花澆）和新紋樣。一說，景泰藍的發展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

　　引發財政危機

　　鄭和下西洋以朝貢貿易為主，“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實利，有“厚往薄來”之說，從而也使得遠航難以為繼。有報道稱，鄭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對這些外邦朝貢者的大量賞賜，引發了帝國的恐慌，僅耗費銀兩一說即達600萬兩，還不包括對兩萬官兵的嘉獎。由于船隊攜帶銅錢出國收購，致使銅錢大量外流，造成國內“錢荒”，嚴重消耗了國庫儲備，引起錢幣的大規模貶值。

　　文化

　　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也留下了介紹沿岸國家、地區情況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圖。

　　地理著述

　　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明朝對外界的了解。航海的參與者中，馬歡留有《瀛涯勝覽》，費信有《星槎勝覽》，鞏珍有《西洋番國志》，介紹下西洋途徑諸國的情況。在地理認識上，鄭和下西洋后，“西洋”一詞的含義更為擴大，有了泛指海外諸國、外國之意。

　　鄭和下西洋，還留下了《鄭和航海圖》。原圖呈一字形長卷，明代中晚期茅元儀將之收錄在《武備志》中，改為書本式，自右而左，有圖20頁，共40幅，最后附“過洋牽星圖”二幅。海圖中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標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標志、灘、礁、山脈和航路等。其中明確標明南沙群島（萬生石塘嶼）、西沙群島（石塘）、中沙群島（石星石塘）。《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也是遠洋航行的寶貴資料。與同時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蘭海圖相比，《鄭和航海圖》制圖的范圍廣，內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其低，但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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