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的故事

　　導語：紀曉嵐是乾嘉時期杰出的文學家、編纂家、目錄學家、考據家和詩人，官方學術領導人之一，也是清朝流放新疆的早期著名人物。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紀曉嵐的故事，歡迎閱讀與借鑒，謝謝!

　　人物簡介

　　紀曉嵐，姓紀名昀，字曉嵐。1724年8月3日(清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生于直隸河間府獻縣(今河北省滄州地區獻縣)崔爾莊，1805年3月14日(嘉慶十年二月十四日)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的高位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二歲。紀曉嵐是乾嘉時期杰出的文學家、編纂家、目錄學家、考據家和詩人，官方學術領導人之一，也是清朝流放新疆的早期著名人物。

　　人物故事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揚州兩淮鹽運使司虧空一千萬兩鹽稅案發。二十年間，鹽商逃欠鹽稅累計九百多萬兩白銀，鹽官被劾受賄九十萬兩。乾隆帝嚴厲下令追究歷任鹽官之罪，紀曉嵐的姻親盧見曾擔任兩淮鹽運使十年之久，六年前已告老還鄉回到山東德州，也在追究之列。作為皇帝身邊侍從之土的紀曉嵐，聽到這個風聲，深知干系重大，但念及與盧見曾是姻親(紀的長女嫁盧的孫子盧蔭文)，又不能見死不救，于是趕緊通知盧見曾之子盧謨寄信回家。

　　《清朝野史大觀》在“紀曉嵐機警”條這樣說：“私馳一介往，不作書，以茶葉少許貯空函內，外以面糊加鹽封固，內外不著一字。盧得函拆視，詫日：‘此蓋隱鹽案虧空查抄六字也!’亟將余財寄頓他所。迨查抄所存資財寥寥。和?遣人偵得其事白之。”其實這是民間演義。當時還未靠近皇帝的和砷，根本不可能與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讀學士紀曉嵐有什么干系。

　　盧見曾雖然提前疏散財產，但還是被解往揚州受審。朝廷嚴查先后追究出內閣候補中書徐步云、翰林院侍讀學士紀昀、軍機處行走中書趙文哲與行走郎中王昶，都是向盧見曾泄漏機密之人。

　　9月4日(七月二十四日)，乾隆帝發旨：“徐步云與盧見曾認為師生，遇此緊要案件，敢于私通信息，以致盧見曾豫行寄頓，甚屬可惡，著發往伊犁效力贖罪。紀昀瞻顧親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

　　經過查實，盧見曾受賄總值一萬六干兩，連同隱匿財產，論罪處絞，病死獄中，終年七十九歲。他前后的鹽運使亦未能逃脫，高恒、普福、達色等人處斬。其中高恒為文淵閣大學士高斌之子、乾隆帝寵愛的慧賢皇貴妃之兄。另外趙文哲、王昶被發往云貴充軍。

　　紀曉嵐于當年底到達烏魯木齊，住在以大小十字為中心的迪化城內。1771年(三十六年)初獲釋返京，在烏魯木齊生活了整整兩年。因他曾是朝中官員，又是著名文人，所以受到當時烏魯木齊最高軍政長官辦事大臣的禮遇，任為秘書官，負責起草奏折檄文，并可簽署一般公文，處理一般政務。對這一段經歷，無論在當時還是事后，他都十分珍視。東歸途中，旅館孤居，晝長多暇，追述風土，兼敘舊游，整理出《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并詳加注解。

　　回京后復職為編修，兩年后奉命主持纂修《四庫全書》，歷時十三年告成，同時完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晉升為左都御史、禮部尚書。嘉慶初年調兵部尚書，嘉慶帝親政后，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管國子監事。紀曉嵐閱歷很深，交游既廣，學問又博，堪稱大手筆。晚年寫成近四十萬言的《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包羅豐富，無所不談，其中收入他在烏魯木齊期間搜集的志怪傳聞近百條。《烏魯木齊雜詩》和《閱微草堂筆記》，不僅對我們了解和研究當時的新疆很有價值，而且向我們透露出作者所處時代的文化特征。

　　關于《烏魯木齊雜詩》的寫作目的，他在自序中說得很清楚，不僅僅是追述風土，兼敘舊游，而是要以詩來顯示清朝統一新疆僅十年所出現的“一統之極盛”。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定，使西域經濟文化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他流放來到烏魯木齊，就其所見所聞的繁榮景象，不勝欣喜和感慨，用詩來向后人展示出一幅清代前期烏魯木齊地區社會狀況和風土人情的歷史畫卷。

　　統一新疆之后，“烽燧全消大漠清，弓刀閑掛只春耕”。屯田在天山北麓由東向西迅速展開。兵屯實行輪換制并雙份津貼，“瓜期五載如彈指，誰怯輪臺萬里行”。更制訂優惠政策，鼓勵士兵攜家出關，“海燕雙棲春夢穩，何人重唱望夫山”。兵屯成效顯著，面對阡陌連綿的錦繡大地，回想統一新疆戰爭中糧食轉運何等艱難，他禁不住熱情洋溢地吟道：“秋禾春麥隴相連，綠到晶河路幾千。三十四屯如繡錯，何勞轉粟上青天。”民屯是每戶給地三十畝，征收公糧。吸引內地民戶前來投身邊疆開發，“萬里攜家出塞行，男婚女嫁總邊城”。而他視察發遣犯人在昌吉的屯田，“鱗鱗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戶家”。屯田事業的發展，給新疆的經濟文化帶來繁榮景象，烏魯木齊是“到處歌樓到處花，塞垣此處擅繁華”。逢年過節，張燈結彩，歌舞管弦，終夜喧闐：“犢牛轆輊滿長街，火樹銀花對對排。無數紅裙亂招手，游人拾得鳳凰鞋。”紀曉嵐置身“玉笛銀箏夜不休”，游覽“城南城北酒家樓”，仿佛又回到京師，“風景依稀憶舊游”。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他追錄舊聞，塞外天山雪蓮，阜康山中巨蛇，烏魯木齊南山中紅柳娃，吉木薩爾山中野人，野牛群跳崖自殺等。他留意西域歷史遺跡，記喀什三仙洞漢代壁畫，踏勘唐代北庭都護府舊址(今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考證巴里坤古鏡，都留下邊地歷史的悲涼印跡。書中不乏勸善懲惡的事例，但也在著力譏貶宋儒及其鼓吹的封建禮教。一對男女傾心相愛而未能終成眷屬，“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紀曉嵐抨擊“存理滅欲”的封建禁欲主義，對兒女私情給予寬容和辯護。昌吉遣犯彭杞自愿撫養被父親遺棄的一位病重姑娘，泣葬之后夜夜夢中與女子相會歡好。這不僅充滿了人道與人情，而且滲透出他們對互愛婚姻關系的一往情深，隱約顯現出追求現代性 愛關系的歷史動向。總之，《閱微草堂筆記》所蘊藏的真諦與價值，還要我們真切地開掘發微。

　　魯迅先生說：“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孤鬼以抒己見，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

　　閱微草堂伴隨著紀曉嵐和《閱微草堂筆記》而聞名于世，它作為紀曉嵐在北京宣武區虎坊橋東珠市西大街故居的書齋名，此前為雍正年間川陜總督兼寧遠大將軍岳鐘琪(岳飛二十一世孫)的住宅，歷經滄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改為晉陽飯莊。1918年，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營造鑒湖公園(今人民公園)時，為紀念紀曉嵐，在鑒湖西南岸修建了一排長廊平房，取名為閱微草堂。因年久失修，近年重建，后移百米。清代有不少名人被流放來過新疆，給新疆的歷史增添了光彩，紀曉嵐即是其中之一。

　　主要影響

　　政治

　　上奏賑災濟民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直隸多次發生嚴重干旱，顆粒無收。饑餓使百姓苦不堪言。紀昀多次向皇上上疏陳情，剖析利害，奏請豁免百姓錢糧，并截取南漕官糧數萬石加以賑濟，乾隆皆依奏而行。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直隸水災。僅這一年紀昀就連上《恭謝恩恤直隸八十三州縣貧民分別賑借口糧》等七個折子。

　　保護圖書

　　紀昀入主“四庫館”期間，以他的一己之力，多次上書，保護了一大批被確定為“抽毀”和“全毀”的圖書，使之免遭“秦火”之厄。這在當時是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險的。

　　文學

　　小說

　　紀昀創作的筆記體小說《閱微草堂筆記》，共24卷1196則，約40萬字。該書寫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慶三年（1798年）。每一則書前均有作者寫的小序，說明各書的寫作宗旨、過程和成書時間。在撰寫期間，每成一卷便風行于世，對當時及其后的小說創作影響很大，在中國文言小說的發展史上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

　　由于紀昀當時特殊的身份，加之為人正直而通達，學識淵博且詼諧，另外他在敘述故事時采用了“追錄見聞，憶及即書，都無體例”的寫實手法，所以，小說對清代中期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有較為深刻的反映。其故事，既有上層社會的故老遺聞、官場百態、人情翻覆、典章考證，也有下層百姓的閭巷瑣談、奇事異聞、醫卜星相、神鬼狐魅。這些或雅或俗、亦正亦奇的故事，縱橫上下各個角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的種種矛盾，也揭示出不同階層人物的眾生相。在文字獄泛濫的清代中期，文人稍有疏忽，動輒得咎。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一書，用直接或間接的辦法，暴露社會的陰暗面，指斥道學家的虛偽害人，揭發官場黑暗，抨擊不合理現象。這種勇氣和膽量，在當時社會形態下實屬不易。

　　紀昀對筆記體小說有獨特的理解，他繼承了晉宋志怪小說的寫作理念，重在“表彰風教”，有益于世道人心；同時要求筆記體小說只應記錄那些奇異非常之事，不能“誣謾失真”，不能以個人的主觀好惡或恩怨私情去顛倒事實，否則就是“為例不純”。在紀昀看來，筆記體小說同樣離不開真情實感的表現，他非常強調情感表現在志怪小說人物事件中的重要性。《閱微草堂筆記》這種只是搜奇志異、以記狐鬼神怪故事為主的特點，真正體現了紀昀對筆記體小說的一種文學解讀。在藝術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所以自問世以來，一大批文人墨客爭相仿效，如許仲元的《三異筆談》、俞鴻漸的《印雪軒隨筆》、俞樾的《右臺仙館筆記》等，大有淹沒《聊齋志異》之勢。

　　《閱微草堂筆記》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和體現了紀昀的文學思想主張。在《如是我聞》《槐西雜志》《姑妄聽之》以及《溁陽續錄》等自序中，紀昀也反復談到自己“準時拈紙墨，追錄舊聞”，“或時有異聞，偶題片紙；或忽憶舊事，擬補前編”，等等。這些談話也都反映了紀昀對于小說內容之廣博與龐雜的孜孜以求。紀昀門人盛時彥對紀昀追求“博”“雜”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在《閱微草堂筆記·序》中稱其“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這就不只是對《閱微》特色的一個思想總結，也明確地道出了紀昀在小說內容上是力求其博采旁搜、摭拾繁復的。但也并不是說，紀昀所致力以求的“博”與“雜”就是漫無邊際、無所約束的。在紀昀看來，筆記小說所記，除了必須賦予一定社會功能之外，同時又是應該受到一定“例”外限制的。這個“例”，其實就是指筆記體小說所應有的特性。而紀昀小說思想的出發點正是針對筆記體小說，即志怪小說，而不包含志人小說，更不包括其他類型的小說。其實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正是這一文學思想觀念的具體實踐。

　　墓碑文

　　紀昀為人撰寫的墓碑文的數量相當不少，據其孫紀樹馨所輯《紀文達公遺集》收錄統計，所收墓表文28篇，其中墓志銘25篇，墓表3篇。友人李忠智、周林華、孫建等訪求又得四篇，均為墓志銘。紀昀的墓表文創作展示出自身的特點。

　　1.形態各異、性格鮮明的人物長廊

　　墓碑文要求在不長的篇幅內歷敘傳主家世、臚列墓主生平事跡，因而對其人事跡材料的選擇組織須有史家的才能，使之不僅具備人物傳記的性質。同時尚須具備史傳價值，所以寫來就要求有風韻、不呆板，以典型的事件塑造出典型的人物。紀昀的32篇墓碑文字，除少數幾篇應酬的文字外，基本上能以巨筆精心刻畫，構成了一條生動的人物畫廊。

　　這里有政績卓異、地位顯赫的名公巨宦。對這些人物的描述，紀昀往往能拋開歷數其重大事跡的陳套，而從中發現那些異乎尋常的獨特之處。如《內務府郎中黃鐘姚公墓表》敘寫姚吉保的一生，并沒有重點寫他倍極恩榮的宦海生涯，而是重點寫恬退。

　　紀昀的墓碑文還塑造了一些安貧樂道、窮達順其自然的中層官員形象。還為一些有所作為的中下層地方官員立傳，熱情地歌頌了他們的政治才能。此外，他還為許多平凡人立傳，描寫了各種各樣的下層人物（無官階的平民）如南皮張振斯事親唯孝、周恤親朋、與鄉黨為善的忠厚之風，不特意以節高行異而炫耀耳目，能推其所愛，有古君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風范等。

　　紀昀所撰墓碑文中塑造的人物群像，豐富了中國文學的人物畫廊，同時也為清代史的研究、清代思想的研究、中國墓志文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2.寫作方法豐富多彩

　　紀昀自謂古人創作體式已經大備，后之作者難以跳出古人的藩籬。但仔細品讀他的碑志創作，卻能從中發現許多值得后人學習與借鑒的地方。

　　（1）抒情、議論與敘事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墓碑文總體上講應屬于史傳類文體中的人物傳記，作為傳記，則其手法當以敘事為主。而紀昀的碑志創作并不單單運用了敘事的語言，并非只單純依靠敘事敘述墓主的生平事跡，而是將敘事、議論和抒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篇篇較生動的人物評傳。

　　（2）多樣的襯托。一個人物的優劣，須有可參照的對象，兩相比照，便是對比。在對比中，高下相形，優劣自現；而突出一個主要人物，常常用另外一個言行與之相關或相似的人物鋪墊底色，以之印證主要的特點，便是襯托。紀昀所作的32篇墓碑文中，就有不少篇什采用了這種手法。它們或以夫襯婦，或以友襯友，或以僚襯主，或以子襯父，樣式繁伙而靈活。

　　（3）言行見性。紀昀所傳墓碑文，基本上屬于人物評傳，而這種文體要求人物具有豐滿的血肉，要使他們活起來。所以，要通過人物自身言行的刻畫使之生動而形象。如寫劉湄阻止挑直直隸山東河道時，慷慨自任其責曰：“脫以誤運罹譴，吾獨當其咎，不以累君。”激昂慷慨，如出肺肝，忠心可鑒。

　　（4）銘與志的結合。志以散體的性質詳敘履歷生平，銘以簡短的韻語形式對人物作概括的評價。從寫作學的意義上講，銘類似于史傳的傳贊、駢文的贊語，均有卒章顯志的作用，都有以結尾總結全篇的用途。而銘文的簡短，又決定了它必須使用極具概括力的文字，根據傳主一生中最具魅力的特點，提出自己的看法（評價）。紀昀的墓志銘繼承了前輩作家為人物立傳的優秀傳統，而在銘與志的結合上又超出了前人。如銘劉亨地曰：“外樸內真，中粹而溫。其存也，不疏不親；其沒也，乃慨想其人。已矣乎，吾誰與論？”與記述劉亨地不妄交友、恬淡自持而內存錦繡的性格、經歷相符，表現了作者的悼惜之情。

　　（5）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墓碑文作為一種較特殊的文體，既有歷史的性質，又有文學的性質。作為歷史，要求記述符合歷史事實；作為文學，要求記述符合人物的特性。紀昀的墓碑文創作，較為嚴格、自覺地遵循著這一創作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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