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新詩雜話》

　　朱自清《新詩雜話》

　　在《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末尾，我說：“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我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有一位老師不贊成這個分法，他實在不喜歡象征派的詩，說是不好懂。有一位朋友，贊成這個分法，但我的按而不斷，他卻不以為然。他說這三派一派比一派強，是在進步著的，《導言》里該指出來。他的話不錯，新詩是在進步著的。許多人看著作新詩讀新詩的人不如十幾年前多，而書店老板也不歡迎新詩集，因而就悲觀起來，說新詩不行了，前面沒有路。路是有的，但得慢慢兒開辟，只靠一二十年工夫便想開辟出到詩國的康莊新道，未免太急性兒。

　　這幾年來我們已看出一點路向。《<大系·詩集>編選感想》里我說要看看啟蒙期詩人“怎樣從舊鐐銬里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找尋新世界”。但是白話的傳統(tǒng)太貧乏，舊詩的傳統(tǒng)太頑固，自由詩派的語言大抵熟套多而創(chuàng)作少(聞一多先生在什么地方說新詩的比喻太平凡，正是此意)，境界也只是男女和愁嘆，差不多千篇一律;詠男女自然和舊詩不同，可是大家都泛泛著筆，也就成了套子。當然有例外，郭沫若先生歌詠大自然，是最特出的。格律詩派的愛情詩，不是紀實的而是理想的愛情詩，至少在中國詩里是新的;他們的奇麗的譬喻——即使不全是新創(chuàng)的——也增富了我們的語言。徐志摩、聞一多兩位先生是代表。從這里再進一步，便到了象征詩派。象征詩派要表現(xiàn)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們的生命;但是“遠取譬”而不是“近取譬”。所謂遠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們能在普通人以為不同的事物中間看出同來。他們發(fā)見事物間的新關系，而且用最經(jīng)濟的方法將這關系組織成詩;所謂“最經(jīng)濟的”就是將一些聯(lián)絡的字句省掉，讓讀者運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橋來。沒有看慣的只覺得一盤散沙，但實在不是沙，是有機體。要看出有機體，得有相當?shù)男摒B(yǎng)與訓練，看懂了才能說作得好壞——壞的自然有。

　　另一方面，從新詩運動開始，就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詩。舊詩里原有敘述民間疾苦的詩，并有人像白居易，主張只有這種詩才是詩。可是新詩人的立場不同，不是從上層往下看，是與勞苦的人站在一層而代他們說話——雖然只是理論上如此。這一面也有進步。初期新詩人大約對于勞苦的人實生活知道的太少，只憑著信仰的理論或主義發(fā)揮，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沒力量。近年來鄉(xiāng)村運動興起，鄉(xiāng)村的生活實相漸漸被人注意，這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農(nóng)村為題材的詩。臧克家先生可為代表。概念詩惟恐其空，所以話不厭詳，而越詳越覺羅嗦。像臧先生的詩，就經(jīng)濟得多。他知道節(jié)省文字，運用比喻，以暗示代替說明。

　　現(xiàn)在似乎有些人不承認這類詩是詩，以為必得表現(xiàn)微妙的情境的才是的。另一些人卻以為象征詩派的詩只是玩意兒，于人生毫無益處。這種爭論原是多少年解不開的舊連環(huán)。就事實上看，表現(xiàn)勞苦生活的詩與非表現(xiàn)勞苦生活的詩歷來就并存著，將來也不見得會讓一類詩獨霸。那么，何不將詩的定義放寬些，將兩類兼容并包，放棄了正統(tǒng)意念，省了些無效果的爭執(zhí)呢?從前唐詩派與宋詩派之爭辯，是從另一角度著眼。唐詩派說唐以后無詩，宋詩派卻說宋詩是新詩。唐詩派的意念也太狹窄，擴大些就不成問題了。

　　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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