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對汪曾祺的評價

　　評價意思是指對一件事或人物進行判斷、分析后的結論。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名人對汪曾祺的評價，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學生時代西南聯大教授、友人對他的評價:

　　羅常培:該生素具創作夙慧。

　　聞一多:你的報告寫的比汪曾祺還好。(這報告是汪曾祺代筆寫的)

　　王了一: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處不須論。(存疑)

　　皮名舉: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畫馬其頓地圖)

　　沈從文:他的小說寫的比我好。

　　朱自清:他連我的課都不來上。(拒絕汪曾祺做他的助教)

　　朱德熙:曾祺將來肯定是個了不起的作家。

　　工作后:

　　老舍:北京作協有兩個人寫文章寫的好,一個是汪曾祺。

　　黃永玉:我的畫只有他最懂。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難下筆。

　　江青: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

　　吳玄

　　永玉最后提到了曾祺。當年在上海，他和曾祺總是一起見訪，一起小吃、吹牛，快活得很。他倆都是才人，所談也都是妙事，不易忘記。曾祺到北京去了，通信漸疏。永玉也在北京，想來他們一定過從甚密。曾祺的小說集《羊舍的夜晚》還是永玉為他做了木刻插圖。想不到十六七年間他們見面不多。想來曾祺別有一個過從的圈子，我總想他們的不常在一起，無論對曾祺還是永玉，都是一種絕大的損失。

　　黃裳

　　老實說，在 1986 年以前，我從不知汪曾祺擅長丹青，可見是何等的孤陋寡聞。原只知他不只寫戲還能演戲，不只寫小說、散文還善舊詩，是個多面手。20世紀 40 年代初，西南聯大同學上演《家》。因為長兄鐘遼扮演覺新，我去看過戲。有兩個場面印象最深。……一是鳴鳳鬼魂下場后，老更夫在昏暗的舞臺中間敲響了鑼，鑼聲和報著更次的喑啞聲音回蕩在劇場里，現在眼前還有那老更夫的模樣，耳邊還有那聲音，澀澀的，很苦。

　　老更夫是汪曾祺扮演的。

　　宗璞

　　1943 年秋，我離開昆明來美，八年以后才在北京重逢。雖說彼此都在一個城市工作，其實咫尺天涯，也難得見上一面。后來，我和曾祺都中了“陽謀”，更是從此天各一方，一別就是“二十余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1980 年再度北京重逢，彼此都到了花甲之年，開始體味“見一次少一次”的道理，便想方設法見見面，喝上兩杯，天南地北神聊上半天，但畢竟還是離多會少，無可奈何。

　　于是，我要曾祺給我畫一張畫，掛在家徒四壁的屋里，這樣就可以每天見畫如見人了。他的名篇《昆明的雨》是從這張畫說起的。

　　巫寧坤

　　歷史好像有意要保藏他那份小說創作的才華，免遭多年來“寫中心”“趕任務”的污染，有意為 80 年代的小說界“儲備”了一支由 40 年代文學傳統培養出來的筆。

　　黃子平

　　接觸之中，我覺得最有趣的莫過于見到汪老“笑”。他把頭歪過一邊去，縮起脖子，一只手半掩著嘴，就這樣“偷偷地”笑。那模樣，直叫人想起京劇《西游記》里的美猴王，當捉弄整治豬八戒得逞之后，閃在一邊得意揚揚，樂不可支，愈想愈開心。

　　汪老如此陶醉的情景并非時時可見，只有他在談到某些有趣非常或值得玩味的事兒才露出來。看到那種從心底由衷發出的笑，你也會被感染得快活起來。

　　舒非（香港）

　　我很喜歡讀汪曾祺同志的作品……讀了《大淖記事》這樣的作品，使人仿佛漫步在春天的原野上，嗅到一陣陣清新溫馨的花香。

　　楊沫

　　人們對曾祺與酒的關系說法頗多，認為連他的飛升也是憑借酒力，懷疑他不久前參加五糧液酒廠的筆會有不利作用。對此我持否定態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四十余年共飲，沒見他喝醉過。斤瀾有過走路撞在樹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來的謙虛，曾祺頂多舌頭硬點，從沒有過失態。他喜歡邊飲邊聊，但反對鬧酒。如果有人強行敬酒、鬧酒，他寧可不喝。我跟他一塊參加宴會，總要悄聲囑咐東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勸，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裝看不見他，他喝得最舒服，最盡興。

　　鄧友梅

　　汪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

　　賈平凹

　　汪曾祺的作品，在當今眾多的作家中別出一格。他屬于“五四文風”。不是五四時代的人，而秉賦“五四文風”者，實為少見。這就使得汪曾祺具有某種不是出土文物，而是傳世文物的價值。

　　艾煊

　　說汪曾祺與孫犁相近，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兩人都以故鄉作為終生的寫作母題；其二，深受傳統哲學文化的影響。汪曾祺和孫犁都十分關懷故鄉人物的命運，喜愛故鄉的風俗，描述過不少故鄉的山水草木和瓜果菜蔬之類；由于江南特殊的人文地理關系，汪曾祺關于地方小吃寫得特別多。這些都容易叫人想起齊白石老人畫的白菜、南瓜種種，有一種泥土的清香。關于人物，汪曾祺尤其看重人性，看重民間“情義”，如小說《受戒》寫愛情，散文《歲寒三友》寫朋友，都著力于美好的內心世界的發掘。因為所寫不是現實中的鄉土，所以缺少那種血性的涌動，記憶使它理想化了，苦難在審美的觀照中變得光潔起來。

　　林賢治

　　我們在讀汪曾祺那滿溢地方風味、濃郁人性色彩、氛圍和諧寧靜的小說時，會產生進入桃源之鄉的超脫感。在他的小說里，有我們所憧憬的那種沒有倫理綱常，沒有世俗偏見，沒有奴役冷酷，沒有明爭暗斗的理想境界。然而，當我們從他的小說世界走出來，回到現實生活中時，卻不能不感到有一種失落的情緒……

　　楊品、王君

　　不知汪曾祺自己是否覺察，他的寫作在“輕松玩世”的語言背后，總透出一股歷史的蒼涼氣。即使回憶一味野菜，一種普通的吃食，往往也會流露叫人“忘不了的那種難遇的凄涼”之意，何況寫故人往事、“方言巷詠”，則多含有不勝滄桑的感慨。諧謔與蒼涼，原要結縭而行。沒有蒼涼氣的諧謔，大約不是失之庸淺，就會失之怪戾。而蒼涼之于汪曾祺，是

　　汪曾祺簡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早年就讀于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1943年開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歷史博物館職員。1950年后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1962年調入北京京劇團（后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著有小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對于性靈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勞是首當其沖，如孫郁所對他的評價：“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復了傳統的藝術品格，將非我的藝術，還原到真我的性靈世界。當代文學的這種精神上的調整，可以說是從他開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實儒，他對文氣的推崇，他從理論到實踐對中國傳統散文和現代散文的溝通，都可作為他的貢獻。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橋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這段自評從他的散文的題材和行文特點兩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評價，有益于我們對他的散文的欣賞。

　　他的散文特點：

　　一.融自我于其中，蘊濃厚個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師沈從文教給他寫小說要貼著人物來寫一樣，在講求“真”的散文這一文體中，他更是緊貼著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無論是記人類、游記類、隨筆類、還是小品類散文，他都是通過“我”的情感浸潤的，有鮮明的個人特點。他說過“畢竟，人和自然的關系，人是主體”（《目看兩不厭》，《汪曾祺全集》卷5，406頁），他不會把自己淹沒在景物和歷史中。如凡到過泰山的文人在寫泰山時無一不寫它的雄偉渾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卻寫到：“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更進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來是寫泰山的，卻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發現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寫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擔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寫泰山的云霧，也無一句寫其壯觀的，反倒只寫了霧所帶來的麻煩。泰山的這些小而平常之處著了汪曾祺的平淡色，還著了他的文人色，一個接一個典故，說古考據，卻沒讓人感覺到味同嚼蠟的“吊書袋”，原因即在于這些故紙堆里的考據并非死的學問的羅列，處處以“我”的眼光和心緒量之，處處顯個人情趣。所以他入筆看似平淡，平淡中蘊藏的博學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顯得不同凡響，別有一番悠長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顯不動聲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讀起來平淡之極，卻能讓你在瞬間與作者對視，莞爾一笑。他對幽默的見解是：“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意思。有時一個人坐著，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噗噗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說出來，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無關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夾雜不動聲色的幽默，這使得他在說古考據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說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來，時不時以幽默來調劑。《跑警報》中的“人生幾何，戀愛三角”的失戀者，侯兄送傘“貴在永恒”的故事，眾人皆逃難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報中總是留守的煮食蓮子者和洗頭者，有趣，好玩，面對災難不在乎，讀者于笑中體會到我們民族生存的韌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憶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筆觸使所記人物躍然紙上，在記憶里鮮活起來。金岳霖聚會時捉虱子的自嘲，80歲時坐三輪逛王府井的偶發童心……讓我們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雙慧眼于世俗生活中發現樂趣，就是一種幽默。在昆明吃汽鍋雞，說成：“今天我們培養一下正氣。”（《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 349頁）“一邊談著克列斯丁娜·羅塞蒂的詩，布朗底的小說，一邊咯吱咯吱地咬胡蘿卜”的聯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頁）

　　三.文言與現代白話于一爐的獨特語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輿之圓方》中這樣評價汪曾祺的語言：“把白話‘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滿文人雅氣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強烈的張力中達到和諧……”（《重讀大師——激情的歸途》人民文學出版社 第355頁 1999年第一次版）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語言特色，他在語言上也顯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結合。汪曾祺從小便接受了儒家經典的熏陶，他的祖父為他講解《論語》，父親請當地名流向他傳授古典文學。他自己閱讀甚廣，中國古典文論、古代散文，尤其偏愛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靈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使他在語言方面簡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讓人有隔閡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國畫的計白當黑。對民俗的體察，對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關注，又使他的語言充滿口語化，讀來不覺俗氣，反覺暢快淋漓，甚而叫絕。在《虎頭鯊、昂嗤魚、陣螯、螺螄、蜆子》一文中說到，蘇州人喜歡塘鱧魚，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魚更是眉飛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來我知道：塘鱧魚就是虎頭鯊，嗐！”一個“嗐”字，讀來過癮。類似的還有《故鄉的食物》寫到高郵咸蛋“筷子子頭一扎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吱”字俗白，卻極精準，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寫種葡萄的過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風……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澆水……五月，澆水，噴藥，打梢，掐須……六月……”。名詞的羅列，一目了然，事實的陳述，簡單明確，仿佛過于直白口語，但看無意，然連綴成篇，卻韻味十足，漢語傳遞的獨特魅力在這里展現出來。融文言與現代白話于一爐，漢語的表現力被展現和增強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遺韻，看似散淡無法的結構，駁雜的文體相混，游刃有余，顯出深厚老到的文學功力。對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達一種超然的審美，對凡俗個體顯示自己的尊重，舉重若輕，暗藏對理想和諧的人世和社會的召喚。他在散文中避開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濾掉生活經歷中的丑，避重就輕，使他散文中顯示的人生有一種笑而卻之的退縮，也缺少了一份崢嶸血性之感，這是必須承認的局限。一種空廓的人生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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