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難》:繁復主題后的干謁目的

　　《蜀道難》是李白的代表作。對《蜀道難》的寫作背景，從唐代開始人們就多有猜測。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蜀道難》:繁復主題后的干謁目的。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蜀道難》:繁復主題后的干謁目的

　　《蜀道難》這首詩大約作于唐天寶(公元742年～公元756年)初年。這首詩李白襲用了樂府古題，其主題眾說紛紜，今人歸納了下面幾種，可信度都值得商榷：

　　(1)憂杜說。據李白年譜考證，李杜相識于天寶三年(公元744年)的洛陽，而此時李白已賜金放還，《蜀道難》成詩于他們相識之前。(2)刺瓊說。此說也缺乏根據，章仇兼瓊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至天寶五年(公元746年)期間曾任劍南節度使，是個善于媚上取寵的人，并沒有反叛中央朝廷的行徑，更有極度想入京做官的念頭。(3)諷喻說。這種臆測也難以服人，玄宗避亂入蜀那是李白成詩后將近十年以后的事了，李白還沒有到這種先知先覺的程度;還有說模仿杜甫的《北征》更為牽強，這不符合李白的一貫個性。(4)勸諫說。細細考察一下，我們會發現，李白是一個長于詩才、短于政事，更是一個拙于政治的人，否則，也不會有晚年的急不可耐、不辨青紅皂白地投到李帳下當幕僚的事了，如果說“著其戒”成立，那也非李白首說，而是前人本題成說的延續。(5) 送別說。此說在詩中就顯矛盾，梳理一下《蜀道難》內容發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與“不如早還家”并非指向同一人，因為這里友人還沒有上路，那里怎么就可以對他說“不如早還家”，而且據李白年譜中記載，送友人王炎那也是此作之后的事了。(6)仕途說。此說雖然符合詩人當時的人生行狀。但主旨似有單薄瘦弱之感。(7)即事說。此說雖見解符合題旨，但思想過于狹窄單一，也不合這種古題一貫的風格，如劉孝威、陰鏗的《蜀道難》。(8)詠嘆說。此說雖屬正解，但難免有附會拔高之嫌，暗逆了詩人當時的人生際遇。

　　其實，這首詩表面上寫蜀道艱險，實際上是寫仕途坎坷，反映了詩人在長期漫游求仕中多舛的生活經歷和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其本質上是詩人借這首詩有目的地向賀知章進獻的干謁詩。其理由如下：

　　1.唐繼隋進行科舉取士，實際上卻是科舉與薦舉并存。薦舉主要發生在省試中，一些權貴或文壇巨公往往于科考前對某舉子加以揄揚甚或向主考官保薦，從而人為地促成其中舉。這樣做，一方面培植黨羽，增強政治勢力;另一方面獎掖后進，使自己獲得“伯樂”的美名，甚至皇帝也有過向主考官薦人的事。朝廷既開薦舉之路，士子因而也就必行千謁之事。為了仕進，士人們紛紛干謁，高適曾有“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之舉，文人也就“不問士行文藝，但勤于請謁，號日 ‘精切’”。

　　李白是個功名心極強的人，有著強烈的“安社稷”“濟蒼生”的儒家用世思想。但李白既看不起“死章句，廢清議”的儒生，不愿走科舉入仕之路，又不愿從軍邊塞;而是希望于風云際會，始終幻想著“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歷抵卿相”，和其他邊走科舉邊行干謁的人如朱慶余、孟浩然等很不同。因此，在李白的詩文中他極度仰慕80歲在渭水邊上遇文王、90歲封為齊侯、建立了不朽功業的姜子牙，仰慕筑過墻、后來建立偉大功勛的傅說，仰慕隱于高陽酒肆、后來不費一兵一卒就為劉邦取得72座城池的酈食其，仰慕魯仲連、寧戚、范蠡、蘇秦等人。

　　2.李白是盛唐詩人中寫過干謁詩文最多、干謁時間最長的人之一，至少有近四十年的干謁歷史。“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開元十三年，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他游江陵，泛洞庭，登廬山，下揚州，后留住湖北安陸。與故相許圉師孫女結婚，“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又以安陸為中心，西入長安，東游梁宋、齊魯。他曾隱逸學道，想走終南捷徑以出仕。曾投贈詩文，不惜屈尊干謁地方長官，希望得到引薦：在岷山，李白干謁過廣漢太守;在成都，他干謁過益州長史蘇頸;在蜀中，他干謁過渝州長史李邕;在安州，他干謁過都督馬正會、長史李京之、裴長史等;在襄陽，他干謁過荊州長史韓朝宗。李白還向唐玄宗進獻了《明堂賦》，干謁過玉真公主和秘書監賀知章等等。期待著有朝一日“乘舟夢日邊”。從二十四歲即決心“莫怪無心戀清靜，已將書劍許明時”，到中年時的“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后相攜臥白云”“功成謝人間，從此一投釣”，再到老年時的“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從以上種種可以看出李白在干謁之事上是積極主動的，是從內心深處發出的一種自主自覺的行為。故此，初到長安的李白，自然會向當時的文壇領袖、政壇元老賀知章干謁的。

　　3.唐末王定保《唐摭言》第七卷記載。“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日：‘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再從詩中看，亦可證明此說可靠：首先，詩中寫蜀道，先提太白山，次說青泥嶺，再說劍閣，最后說到錦城即成都，這些都是由長安入蜀的必經之地，而且排列得如此有序，絕非偶然。其次，詩中又多次出現“西”字，如“西當太白”“問君西游”“側身西望”等，如果詩人當時不在長安，大概就不會這么說了。而且，據李白年譜考證，李白出蜀是沿長江三峽路線，以后終生未回蜀，故此，《蜀道難》是他依據前人詩篇或其他資料虛構而成的，并非親身經歷的有感而發，而是為“干謁”量身定造的。

　　唐朝孟棨《本事詩》中也有佐證：(賀知章)讀未盡，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問日。《新唐書・李白傳》也有記述：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從目的到過程再到結果看，這首詩是李白一生許多首干謁詩文中最為成功的一篇。

　　4.唐代詩人多用《蜀道難》《行路難》《擬行路難》來表現自己的人生仕途的艱難。《蜀道難》里，李白用蒙太奇式的手法串起一組組鏡頭：那山巒起伏、連峰接天的圖畫，枯松倒掛絕壁的特寫，飛湍、瀑流、懸崖、轉石帶來的萬壑雷鳴的音響，飛快地從眼前閃過，驚險萬狀，由遠及近，由靜到動，由慢變快，目不暇接，從而造成一種排山倒海之勢的強烈藝術效果，使蜀道之難的描摹，達到想落天外的地步。詩人正是以蜀道之難喻人生仕途之難來喚起賀知章的情感共鳴。

　　最后，我們來看一看李白在長安的三年情狀，也許能窺李白干謁最終不成功的原因了。

　　玄宗天寶元年，壬午(公元742年)，李白四十二歲。四月，游泰山。夏，與子女一道至南陵(今安徽省南陵縣)，欲游越中。玄宗征召入京，返南陵。秋，赴長安。與太子賓客相遇，賀以“謫仙人”稱之，復推薦于朝廷，得玄宗優遇，命為翰林院供奉。

　　天寶二年，癸未(公元743年)，七月，武昭王(出身于皇族的李白的先祖)的孫子準隸于宗正寺(登記具有皇族身份的機關)編入皇族戶籍管理。李白待詔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宮中行樂，李白奉詔作《宮中行樂詞》，賜宮錦袍。暮春，興慶池牡丹盛開，玄宗與楊玉環同賞，李白又奉詔作《清平調》。對御用文人生活日漸厭倦，始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等人結“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嘗奉詔醉中起草詔書，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宮中人恨之，讒謗于玄宗，玄宗疏之。

　　天寶三年，甲申(公元744年)，正月，賀知章請度為道士，玄宗許其還鄉中。李白四十四歲。春正月，送賀知章歸越。三月，自知不為朝廷所用，上書請還山。賜金，離長安而去。初夏，與杜甫識于洛陽。

　　皇帝的征召、皇族血統的歸認、玉真公主和賀知章的薦舉是他人生最好的機遇期，玄宗將他放在翰林院待詔也正是考察他的關鍵時期。李白一沒通過科考，二沒有任何執政的經歷和經驗，三又拿不出像樣的治國方略，這就很難讓人相信他會是個合格的官員。翰林供奉雖不是正式官職且沒有實權，但在這個職位上可以較快地熟悉朝廷的大政方針，了解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等各方面的發展情況，研究治國安邦的方針政策等等，為今后走上高一級的官職奠定基礎。然而他恃才自傲、言行無束、放浪不羈的個性不僅說明他為人處事的單純，更展現他政治上的幼稚和低能。

　　要之，社會時代背景的映射，詩人身世經歷、性格特質、價值追求及其審美取向的差異，都決定了作品的情感和主旨各有其特點。只有“論其世，知其人”，才能對作品作出準確的理解，才能把握詩歌的主旨，進而能體會詩人的復雜情感。故此，通過世、詩與人的微觀體察，我認為，《蜀道難》是一首隱于復雜主題后的干謁詩――不知方家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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