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成為文化產業嗎

　　參加了一次詩歌方面的會議，看到會議上有“詩歌文化產業化的契機是否存在”之類的議題，便很是感慨。如今大力發展文化產業，許多東西也開始重新打造，但詩歌能做成文化產業嗎？

　　不妨從詩歌與小說的比較談起。眾所周知，201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瑞典詩人托馬斯·特蘭斯特勒默。他獲獎之后，我們馬上獲悉如下信息：這位詩人只是寫過163首詩；自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1996年獲得諾獎以來，已有15年沒把這個獎項頒發給詩人了。換句話說，這15年中，贏得諾獎的都是寫小說的作家。2012年，莫言獲獎，諾獎重新回到小說的懷抱。依我猜測，以后拿走這項榮譽的依然是小說家居多，而不是詩人。

　　另一個動向也值得注意。雖然特蘭斯特勒默獲得了諾獎，但他能給自己和出版商帶來多大的經濟收益，又有多少讀者因此會去讀他的詩集，估計也是一個問題。但是，小說家獲得諾獎則大不一樣。以莫言為例，獲獎后的幾天之內，書店里的莫言小說存貨就全部賣光。擁有莫言小說版權的出版社欣喜若狂，他們加班加點，抽調紙張，在最短時間內趕印出幾百萬本莫言作品。而丟掉版權的出版社則捶胸頓足，黯然神傷，感嘆自己痛失商機。記得莫言獲獎后的第二天，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與我電話聊天。她曾是莫言一部重要長篇的責編，此小說合同到期后她本想續簽，但領導沒同意。于是她跟我抱怨一番，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現在想想，如果是中國的某位詩人獲得了諾獎，這位詩人又像特蘭斯特勒默那樣寫得不多，出版社會如此大動干戈嗎？估計不大可能。道理很簡單，一方面，詩人的作品不可能像莫言的11部長篇和大量中短篇那樣印成長長的一排，浩浩蕩蕩；另一方面，出版社估計也會比較謹慎——即便緊急加印幾十萬、上百萬冊，它們能賣得掉嗎？

　　如此看來，在今天，小說要比詩歌有更大的市場價值或商業價值。這種價值不僅體現在紙質的文本上，而且還延伸到了后續的產品中。比如，小說一旦被某位導演看中，它就有可能變成電影電視劇，做成文化產業，進而獲得更大的商業利潤。而詩歌則幾乎不存在這種可能，除非詩人寫的是《木蘭辭》那樣的敘事詩。

　　這種情況并非中國所獨有，而是一個全球性的文化現象。德國漢學家顧彬指出：“長篇小說是世界文學的趨勢，其他體例的創作難與長篇小說匹敵。詩歌只是詩歌圈里的游戲，戲劇壓根不存在，散文也許在如中國這樣的國家引發特定人群的興趣，但仍不敵小說。可以說，長篇小說就等于文學，文學就等于長篇小說。”（《顧彬：在世界文學危機的背景下批評莫言》）這個判斷應該大體準確。而在談到1990年代以來為什么長篇小說會在中國興盛時，顧彬也特別強調與市場經濟的勃興有關，而與政治關系不大。另一位中國學者也指出：1980年代是中篇小說的天下，因為中篇以刊物為生存土壤，而幾乎所有的大型文學期刊都非常器重中篇。然而隨著期刊份額的委頓，也敲響了中篇小說的喪鐘。中篇衰落之際正是長篇勃興之時，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消費社會青睞長篇”——出版社需要把它做成暢銷書贏利，作家需要拿它來掙版稅進而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消費大眾需要用它娛樂一把消遣一番。在這股合力的推動下，長篇小說開始走俏。（申霞艷：《中篇的衰落與文學的境遇》，《當代文壇》2007年第4期。）

　　我在這里并不是要談長篇小說興盛的原因，但是通過長篇的興盛，我們也可以反觀其他文體的命運——為什么詩歌、散文被擠壓到了文學的邊緣？為什么在今天的文學等級秩序中，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成了文學的龍頭老大？一個值得深思的當代文學現象是，每當國人要與某種政治對抗，或者面臨重大事件要表達一種集體情緒時，詩歌往往會走到前臺。1976年的天安門詩抄，1980年代初的朦朧詩“崛起”，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無不在印證這一事實。但是，一旦事件消失，詩歌則又淡出公眾視野，回到默默無聞的狀態。這其中的原因固然復雜，但我們是否可由此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詩歌不大牽涉功利目的，與經濟利益無關，而小說卻是可以運作的。起點中文網上有“玄幻、奇幻、武俠、仙俠、都市、青春、歷史、軍事、游戲、競技、科幻、懸疑、同人、漫畫”等“小說頻道，意味著小說已經類型化且產業化了，但詩歌能如此操作嗎？我覺得不大可能。這樣，詩歌就只好退居到文學的邊緣地帶，變成了一種小眾藝術。

　　在這樣一種語境中，詩歌本身是無法做成文化產業的，因為道理很簡單，它缺少做成文化產業的潛質。那么，做不成文化產業的詩歌有沒有必要自卑呢？我覺得大可不必。也許，詩歌商業價值的匱乏之日，正應該是其審美價值浮現之時。比如，我們可以設想，當小說成為張承志所說的“墮落的形式”（參見《韓少功王堯對話錄》P219）時，詩歌或散文等文體是不是會更有希望？當市場把真正的詩人逼到精神窘困的境地時，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也擁有了出現好詩人、好詩歌的重要契機？中國的韓愈說過：“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荊潭唱和詩序》）德國的阿多諾也指出：抒情詩恰恰是對世界被物化的一種反抗形式，“這種狀況壓力越是沉重，詩對它的反抗就越是堅定。”（《關于詩與社會的講演》）假如我們能在這些層面理解詩人與詩歌在當下的處境，或許才會更有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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