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魯迅的評價

　　魯迅是我國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戰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歷史上對于魯迅先生的評價褒貶不一，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對魯迅的評價，歡迎閱讀。

　　正面評價

　　郁達夫在魯迅病逝后曾說，“一個不知道尊崇偉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這是魯迅同代人的卓越識見和深長嘆憾。郁達夫評價魯迅，“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幫。”

　　金良守(韓國文學評論家)：“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蘇聯著名作家)：“魯迅是真正的中國作家，正因為如此，他才給全世界文學貢獻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語言是民間形式的。他的諷刺和幽默雖然具有人類共同的性格，但也帶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點。”他又評價魯迅為“中國的高爾基。”

　　郭沫若中年時評價：“魯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劃時代的文藝作家，是實事求是的歷史學家，是以身作則的教育家，是渴望人類解放的國際主義者。”

　　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日本文學評論家）：“魯迅是現代中國國民文化之母。”

　　中性評價

　　胡適（現代思想啟蒙家）：“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王蒙（共和國前任文化部長，當代著名作家）：“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

　　夏志清（美籍華人，著名文學史家）：“大體上來說，魯迅為其時代所擺布，而不能算是他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

　　負面評價

　　成仿吾（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中國人有一種通病，小說流行的時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說，這是很容易使人誤會的事情。作者是萬人崇仰的，他對于一般青年的影響是很大的，像這樣魚目混珠，我是對于他特別不滿意的。”

　　蔣夢麟（北京大學前任校長，現代教育家）：“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只為了好玩，舞文弄墨，對舊禮教和社會現狀挖苦諷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

　　王朔（當代作家）：“我從來沒有覺得魯迅的小說寫的好，他的小說寫的過于沉悶。魯迅那種二三十年代正處于發軔期尚未完全脫離文言文影響的白話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讀起來總有些含混。”

　　郭沫若年輕時評價：“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個不得志的Faseist(法西斯蒂)!”

　　蘇雪林(現代著名作家)：“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但他的黨羽和左派文人竟將他夸張成為空前絕后的圣人，好象孔子、釋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為真，讀其書而慕其人，受他的病態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個個都變成魯迅，那還了得?”

　　人物簡介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戰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與厲綏之和錢均夫同赴日本公費留學，于日本仙臺醫科專門學校肄業。“魯迅”，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最為廣泛的筆名。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人物經歷

　　少年時期

　　光緒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新臺門周家。幼名阿張，長根，長庚，學名周樟壽。

　　光緒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書屋從壽鏡吾讀書，課余影描圖畫。與章閏水建立友誼。

　　光緒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獄，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產中落，全家避難于鄉下。每天為父親出入于質鋪及藥店，遭人冷眼。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父親去世。家境益艱。于本年開始寫日記。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開會分房，分給魯迅他們的既差且小，魯迅拒絕簽字遭到叔輩們斥責，倍感世態炎涼。

　　奮力求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江南水師學堂，改名周樹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參加縣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為由不再參加府考，繼續前往江寧求學。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學開礦。這期間接觸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對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響。除讀新書外，愛騎馬運動，敢于和旗人子弟騎馬競賽。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月，礦路學堂畢業。3月，與厲綏之、錢均夫同赴日本公費留學。4月，入弘文學院普通科江南班（為日語學習速成班）。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剪辮。課余喜讀哲學與文藝之書，尤注意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光緒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學院結業。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現日本東北大學），肄業，相識藤野嚴九郎。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課間觀“日俄戰爭教育片”，深受刺激，決定棄醫從文。6月，將學籍列入“東京獨逸語協會”所設的德語學校。夏秋間，被騙回國與朱安結婚。旋即復赴日本，7月，從仙臺回到東京，不再入學讀書，專門從事文藝譯著工作，此后幾年通過不同方式學習了德語，俄語。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從章太炎先生學習，為“光復會”會員，并與二弟作人譯《域外小說集》，期間生活艱難，以校對書稿補貼生活。

　　宣統元年（1909年），《域外小說集》二冊出版。

　　迷茫困頓

　　宣統元年（1909年）8月，歸國，任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生理學和化學教員兼任日本教員鈴木珪壽的植物學翻譯。

　　宣統二年（1910年）8月，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1911年，寫個人的第一篇小說文言小說《懷舊》。

　　民國元年（1912年），臨時政府成立于南京，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八月被大總統任命為北京政府教育部僉事。從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輯錄金石碑帖，校對古籍，其中也對佛教思想進行了一定的研究。

　　畫家空行道人李振凱先生筆下的魯迅

　　民國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張勛復辟亂作，憤而離職，14日，亂平即返部。

　　民國七年（1918年）1月，參加《新青年》改組，任編委。

　　文壇先聲

　　民國七年（1918年）5月，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載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

　　民國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講授中國小說史，6月，讀《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盛贊譯者。9月，發表小說《風波》。

　　民國十二年（1923年）8月，小說集《吶喊》出版；與弟弟周作人分居，遷至西四塔胡同61號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樣》演講，兼任女師大，世界語學校教師；《中國小說史略》上冊出版。

　　民國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講《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8月返京。11月，《語絲》周刊出版，魯迅在首期發表《論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魯迅成為《語絲》作家群的主將之一。

　　民主戰士

　　民國十四年（1925年），“女師大風潮”進一步升級，魯迅因支持進步學生正義斗爭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除僉事職務，同年，魯迅向平政院狀告章士釗。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學任教。3月，與中共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會見。4月1日，赴黃埔軍校發表演講《革命時代的文學》，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29日，營救進步學生無果憤然辭職。8月，發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9月，致信臺靜農，拒絕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離開廣州赴上海，并與許廣平在上海開始同居生活。12月，與梁實秋等人就“第三種人”、“自由人”發生論爭，雙方爭論持久，影響巨大。

　　民國十七年（1928年）春，參加中國革命互濟會。本年，與創造社、太陽社大部分成員就“革命文學”問題展開論爭。是年開始大量搜集馬克思主義著作，并為之翻譯。同時開始提倡革命美術，倡導現代木刻運動。

　　民國十八年（1929年）9月27日，許廣平生子，魯迅為其取名“周海嬰”。年底，與馮雪峰多次磋商組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左聯盟主

　　民國十九年（1930年）2月，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為發起人之一。3月2日，出席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被選為常務委員，作《對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演講。

　　毛澤東特意為魯迅之墓所題 原件

　　民國二十年（1931年）1月20日，柔石被逮，魯迅離寓避難。28日回舊寓。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遇戰事，在火線中。次日避居內山書店。二月六日，由內山書店友護送至英租界內山支店暫避。與艾青等人發起“春地美術研究所”。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舉為執行委員。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慶齡宅，歡迎蕭伯納。作《為了忘卻的紀念》懷念柔石。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1月，與鄭振鐸合編的《北平箋譜》出版。5月，編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2月開始譯果戈里《死魂靈》。6月，集成《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并作長序。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現劇痛，最后的創新之作《故事新編》出版。2月，開始續譯《死魂靈》第二部。5月15日再發病，醫生診斷胃疾，自后發熱未愈，5月31日，史沫特萊女士引美國鄧醫生來診斷，情況不樂觀。6月，身體略有好轉，魯迅及身邊的人都認為“魯迅先生好了”。6月9日寫《答托洛斯基派的信》，8月5日寫《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10月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10月17日舊病復發，18日黎明前疾病發作，氣喘不止。

　　人物逝世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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