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古詩《清明》賞析

　　《清明》是唐代文學家杜牧的詩作。此詩寫清明春雨中所見，色彩清淡，心境凄冷，歷來廣為傳誦。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杜牧古詩《清明》賞析，歡迎閱讀！

　　清明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注釋】

　　⑴清明：二十四節氣之一，在陽歷四月五日前后。舊俗當天有掃墓、踏青、插柳等活動。宮中以當天為秋千節，坤寧宮及各后宮都安置秋千，嬪妃做秋千之戲。

　　⑵紛紛：形容多。

　　⑶欲斷魂：形容傷感極深，好像靈魂要與身體分開一樣。斷魂：神情凄迷，煩悶不樂。這兩句是說，清明時候，陰雨連綿，飄飄灑灑下個不停;如此天氣，如此節日，路上行人情緒低落，神魂散亂。

　　⑷借問：請問。

　　⑸杏花村：杏花深處的村莊。今在安徽貴池秀山門外。受此詩影響，后人多用“杏花村”作酒店名。

　　【白話譯文】

　　清明節這天細雨紛紛，路上遠行的人好像斷魂一樣迷亂凄涼。問一聲牧童哪里才有酒家，他指了指遠處的杏花村。

　　【創作背景】

　　此詩首見于南宋初年《錦繡萬花谷》注明出唐詩，后依次見于《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明托名謝枋得《千家詩》、清康熙《御選唐詩》。《江南通志》載：杜牧任池州刺史時，曾到過杏花村飲酒，詩中杏花村指此。附近有杜湖、東南湖等勝景。

　　【賞析】

　　這一天正是清明佳節。詩人杜牧，在行路中間，可巧遇上了雨。清明，雖然是柳綠花紅、春光明媚的時節，可也是氣候容易發生變化的期間，常常趕上“鬧天氣”。遠在梁代，就有人記載過：在清明前兩天的寒食節，往往有“疾風甚雨”。若是正趕在清明這天下雨，還有個專名叫作“潑火雨”。詩人杜牧遇上的，正是這樣一個日子。

　　詩人用“紛紛”兩個字來形容那天的“潑火雨”，真是好極了。“紛紛”，若是形容下雪，那該是大雪，所謂“紛紛揚揚，降下好一場大雪來”。但是臨到雨，情況卻正相反，那種叫人感到“紛紛”的，絕不是大雨，而是細雨。這細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細雨紛紛，是那種“天街小雨潤如酥”樣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如傾如注的暴雨，也和那種淅淅瀝瀝的秋雨絕不是一個味道。這“雨紛紛”，正抓住了清明“潑火雨”的精神，傳達了那種“做冷欺花，將煙困柳”的凄迷而又美麗的境界。

　　這“紛紛”在此自然毫無疑問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還有一層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實際上還在形容著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斷魂”。“行人”，是出門在外的行旅之人，“行人”不等于“游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魂”不是“三魂七魄”的靈魂。在詩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緒方面的事情。“斷魂”，是極力形容那一種十分強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現在外面的很深隱的感情，比方相愛相思、惆悵失意、暗愁深恨等等。當詩人有這類情緒的時候，就常常愛用“斷魂”這一詞語來表達他的心境。

　　清明這個節日，在古人感覺起來，和今天對它的觀念不是完全一樣的。在當時，清明節是個色彩情調都很濃郁的大節日，本該是家人團聚，或游玩觀賞，或上墳掃墓，是主要的禮節風俗。除了那些貪花戀酒的公子王孫等人之外，有些頭腦的，特別是感情豐富的詩人，他們心頭的滋味是相當復雜的。倘若再趕上孤身行路，觸景傷懷，那就更容易惹動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趕上細雨紛紛，春衫盡濕，這給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層愁緒。這樣來體會，才能理解為什么詩人在這當口兒要寫“斷魂”兩個字;否則，下了一點小雨，就值得“斷魂”，那太沒來由了。

　　再回到“紛紛”二字上來。本來，佳節行路之人，已經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絲風片之中，紛紛灑灑，冒雨趲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紛亂了。所以說，紛紛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緒;甚至不妨說，形容春雨，也就是為了形容情緒。這正是中國古典詩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種絕藝，一種勝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問題也發生了。須得尋求一個解決的途徑。行人在這時不禁想到：往哪里找個小酒店才好。事情很明白：尋到一個小酒店，一來歇歇腳，避避雨;二來小飲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濕的衣服;最要緊的是，借此也就能散散心頭的愁緒。于是，向人問路了。

　　詩人在第三句里并沒有說出是向誰問路的。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遙指杏花村”。在語法上講，“牧童”是這一句的主語，可它實在又是上句“借問”的賓詞——它補足了上句賓主問答的雙方。牧童是否答話了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動”為答復，比答話還要鮮明有力。比如《小放牛》這出戲，當有人向牧童哥問路時，他將手一指，說：“您順著我的手兒瞧!”是連答話帶行動——也就是連“音樂”帶“畫面”，兩者同時都使觀者獲得了美的享受;如今詩人手法卻更簡捷，更高超：他只將“畫面”給予讀者，而省去了“音樂”。

　　“遙”，字面意義是遠。但切不可處處拘守字面意義，認為杏花村一定離這里還有十分遙遠的路程。這一指，已經使讀者如同看到，隱約紅杏梢頭，分明挑出一個酒簾——“酒望子”來了。若真的距離遙遠，就難以發生藝術聯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無盡的興味：妙就妙在不遠不近之間。《紅樓夢》里大觀園中有一處景子題作“杏簾在望”，那“在望”的神情，正是由這里體會脫化而來，正好為杜郎此句作注腳。《小放牛》里的牧童也說，“我這里，用手兒一指，……前面的高坡，有幾戶人家，那楊柳樹上掛著一個大招牌”，然后他叫女客人“你要吃好酒就在杏花村”，也是從這里脫化出來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這只需要說明指往這個美麗的杏花深處的村莊就夠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不但如此。在實際生活中，問路只是手段，目的是得真的奔到了酒店，而且喝到了酒，才算一回事。在詩里就不必然了，它恰恰只寫到“遙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費一句話。剩下的，行人怎樣地聞訊而喜，怎樣地加把勁兒趲上前去，怎樣地興奮地找著了酒店，怎樣地欣慰地獲得了避雨、消愁兩方面的滿足和快意……這些詩人就能“不管”了。他把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付與讀者的想象，由讀者自去尋求領會。他只將讀者引入一個詩的境界，他可并不負責導游全景;另一面，他卻為讀者開展了一處遠比詩篇語文字句所顯示的更為廣闊得多的想象余地。這就是藝術的“有余不盡”。

　　這才是詩人和讀者的共同享受，這才是藝術，這也是中國古典詩歌所特別擅場的地方。古人曾說過，好的詩，能夠“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在于言外”。拿這首《清明》絕句來說，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當之無愧的。

　　這首小詩，一個難字也沒有，一個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語言，寫得自如之極，毫無經營造作之痕。音節十分和諧圓滿，景象非常清新、生動，而又境界優美、興味隱躍。詩由篇法講也很自然，是順序的寫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環境、氣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寫出了人物，顯示了人物的凄迷紛亂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轉”，然而也就提出了如何擺脫這種心境的辦法;而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藝術上，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頂點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謂高潮頂點，卻又不是一覽無余，索然興盡，而是余韻邈然，耐人尋味。這些，都是詩人的高明之處，也就是值得后人學習繼承的地方。

　　作者簡介

　　杜牧（公元803－約852年），字牧之，號樊川居士，漢族，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1]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詩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孫，杜從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歲中進士，授弘文館校書郎。后赴江西觀察使幕，轉淮南節度使幕，又入觀察使幕，理人國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司勛員外郎，黃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職，最終官居中書舍人。因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墅，故后世稱“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詩歌以七言絕句著稱，內容以詠史抒懷為主，其詩英發俊爽，多切經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頗高。杜牧人稱“小杜”，以別于杜甫，"大杜“。與李商隱并稱“小李杜”。

　　杜牧的生平故事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據唐人的習慣，被稱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華出眾，杜牧十幾歲的時候，正值唐憲宗討伐藩鎮，振作國事。他在讀書之余，關心軍事，后來杜牧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注解，也寫過許多策論咨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

　　長慶二年(822年)，杜牧20歲時，博通經史，尤其專注于治亂與軍事。杜牧23歲作出《阿房宮賦》。25歲時，杜牧又寫下了長篇五言古詩《感懷詩》，表達他對藩鎮問題的見解。此時的杜牧已經很有名氣，作品流傳。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歲，進士及第。同年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職，后轉為掌書記，負責節度使府的公文往來。京銜是監察御史里行。這時杜牧居住在揚州，特別喜歡宴游。大和九年，杜牧被朝廷征為監察御史，赴長安任職，分司東都。八月在東都洛陽上任。因此逃過了十一月的甘露之變的險惡風波。在這里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張好好，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在洛陽期間，由于職務清閑，他四處憑吊古跡，寫下了不少詩篇。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歲，由揚州赴長安就任監察御史。

　　開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觀察使崔鄲的幕下，被召為宣州團練判官。

　　開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離開宣州，去長安任左補闕、史館修撰。開成五年，杜牧升官為膳部員外郎。

　　遷官外放

　　會昌元年(841年)，杜牧調任比部員外郎。

　　會昌二年(842年)，外放為黃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并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為世交，李德裕為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為是杜牧為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為是牛黨。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

　　會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遷池州刺史，這年四十二歲。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

　　會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詔禁毀佛教。杜牧對于這一措施是很贊同的，后來他在宣宗大中年間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敘述武宗禁毀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為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

　　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為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沒有批準。

　　宣宗大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為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于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為，杜牧請求外放并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為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吊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后，他又被內升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并且閑暇之時經常在這里以文會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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