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對聯賞析趙藩

　　通過鑒賞與分析得出理性的認識，既受到藝術作品的形象、內容的制約，又根據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經驗、藝術觀點和藝術興趣對形象加以補充和完善。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武侯祠對聯賞析趙藩，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趙藩是中國近代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學者、詩人和書法家。曾在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楹聯，原文如下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這副聯語講的是諸葛亮治國和作戰的指導思想，意義十分深刻。上一句所說的“反側”，意即反復無常，指的是當時征服孟獲的故事。這個戰略方針是馬謖向諸葛亮提出的，諸葛亮虛心采納了，果然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原話不載于《三國志》的馬謖傳(附于馬良傳)，而見于裴松之注所引的《襄陽記》。據記載說：建興三年(225)諸葛亮南征時，馬謖送行，諸葛亮向他征求意見，馬謖回答說：“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這個戰略方針是由諸葛亮實現的，但最初提出的則是馬謖。馬謖雖然后來犯了嚴重錯誤，在街亭打了一個大敗仗，可是我們也不能以人廢言，應該說他對于孟獲要采取“攻心為上”的意見是正確的，而諸葛亮對周邊關系實行了互不侵犯、區域自治的辦法，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了。因此羅貫中在《三國志通俗演義》里也采用了這段對話(見毛批本《三國演義》第八十七回)，使我們對諸葛亮七擒孟獲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

　　對聯下一句所說的“不審勢即寬嚴皆誤”，是諸葛亮對法正的回答。這段對話見于《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郭沖的記載：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主客之義，宜相降下，愿緩刑馳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并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于斯而著”。

　　在劉備取得益州之后，諸葛亮替他制定政規法令，從嚴治蜀。法正卻提出不同意見，勸諫諸葛亮要“緩刑弛禁”，執法從寬，以漢高祖為法。諸葛亮對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作了具體分析，認為從寬還是從嚴，需要根據客觀形勢決定。漢高祖入關的時候，要除去秦朝的嚴刑苛法，所以寬刑省法，解除了人民的痛苦;現在益州在劉璋統治時期積弊很多，沒有權威，就必須從嚴法治，“榮恩并濟”。歷史條件不同，就該實行不同的政策，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如果不審時度勢，不當寬時也寬，不當嚴時也嚴，那都是片面的。諸葛亮治蜀的方針，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制定的，后來也確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的后面稱他“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就充分肯定了他的政績。羅貫中也把這一段對話編入了《三國志通俗演義》(毛批本第六十五回)，基本上照抄原文，只作了少量刪改，因此已為廣大讀者所熟知了。

　　對聯的作者趙藩(1850—1927)，字樾，號仙，云南劍川人，白族，清光緒元年舉人，曾任川南道按察使。辛亥革命后，代表唐繼堯任廣州護法軍政府交通部部長。后回云南任省圖書館館長。擅長寫對聯，著有《介庵楹句正續合鈔》。精于書法，昆明大觀樓的孫髯翁長聯毀于兵火后，就是由趙藩于光緒十四年重寫的。他用群眾熟悉的諸葛亮的兩件事，寫出了這一副發人深思的對聯，很值得鑒賞。

　　第一，這副對聯是論史的名言，只有三十個字，卻抵得上一篇史論文。中國的對聯從唐宋時代流行以來，發展到清代更為昌盛。不僅長聯越來越多，而且技巧嫻熟，風格多樣，內容豐富多采，可以寫景，可以敘事，可以抒情，也可以發議論，已成為漢語文化的一種獨特作品。它可以說是漢語文學的一種體裁，說它是對偶體的短詩也未嘗不可。趙藩這副對聯借諸葛亮的事跡，發表了對歷史、對政治、對軍事等各方面的看法，文字精煉，對仗工穩，實際上是一篇對偶體的史論文。它是近代對聯的一副杰作。

　　第二，這副武侯祠聯運用我們熟知的三國故事，對諸葛亮作了極為精當的評價。征服孟獲和以法治蜀是諸葛亮的主要功績。以往我們讀《三國志通俗演義》以及《三國志》時，往往只注意于具體的如火如荼的戰爭故事，而對諸葛亮的決策思想卻理解不深。趙藩則抓住了這兩件事，從思想高度上評論了諸葛亮的歷史貢獻，真是慧眼如炬，巨筆如椽。我們看了對聯，對諸葛亮這個歷史人物的認識就加深了。

　　第三，這副對聯評論歷史人物，注意到了鑒古知今，提出了要后人深思的問題。從古以來，真正知兵者，都懂得“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最好的戰略是不戰而勝，從政治上道義上征服對手。至于施政執法，要寬猛相濟，則是一門藝術，從鄭子產提出這個問題以后，孔子就曾總結為“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什么時候從寬，什么時候從嚴，都需要審時度勢，一切從實際出發。這里面有辯證法，而趙藩則以對聯的語言作了高度的概括，這對我們讀歷史、學哲學都是很有啟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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