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格律的解放散文

　　用京劇曲調譜寫語錄和毛主席詩詞，使人們覺得京劇曲譜的能量也是很大的。有些京劇語錄和詩詞比較勉強，帶有明顯的削足適履的痕跡。但是有一些是很順暢，有氣魄，有感情，有意境的，比如裘盛戎唱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李維康唱的“風雨送春歸”。有的唱腔設計的同志說：這些都能唱，還有什么不能唱的呢！

　　這就讓人想到另一個問題。為什么京劇唱詞的格律一定要死守著二二三、三三四、上下句這樣的框框呢？

　　有沒有什么道理？據說是有：這是京劇的唱腔規律所決定的。京劇唱腔每一句分三小節，一小節的拍數是相對固定的，因此唱詞字數不能參差；上下句，上句押仄聲，下句押平聲，是因為平聲可以延長，便于“曼聲歌唱”，即“使腔”。但是：《貴妃醉酒》的字句并不整齊，它不是板腔體，而是曲牌體，怎么也能唱了呢？平聲么？北京話的陰平是高平調，陽平是升調，倒似乎便于延長，然而京劇原用湖廣音，湖北話的陽平是降調，不便延長，那又如何解釋呢？而且，大家都知道京劇使腔并不都在下句，上句使腔的時候更多一些；而且，京劇的“按字行腔”是指小腔而言，至于大腔，則除了開頭部分受字音的制約，字既吐出，下面的腔與字音已經沒有關系了。因此，這些道理不能說服人。

　　只能說，京劇的格律是一個歷史的、人為的現象，是習慣，是約定俗成，沒有一定的道理。它大概是來源于說唱文學。這樣的格律有兩個缺點，一是宜于敘事而拙于抒情（舊戲唱詞往往有第三人稱的痕跡）；二是死板少變化。唱詞格律的簡陋、死板，很大程度上助長了京劇藝術的凝固性。

　　老一輩的京劇藝術家已經自覺不自覺地突破了框框。《法場換子》、《沙橋餞別》都在二黃三眼里垛了幾個四字句。《上天臺》的三眼在結尾后又饒了一句“你我是布衣的君臣”，是所謂“搭句”，即唱了兩個下句。程硯秋真大膽。他把《胡茄十八拍》的第十四拍一字不動地唱了出來，而且頓挫一如原詩！梅蘭芳唱的《三娘教子》：“小東人下學歸，我教他拿書來背，誰知他一句也背不出來。手執家法將他打，他倒說我不是他的親生的娘，啊，老掌家呀！”這是什么？這是散文，根本不押韻！然而很有感情。

　　我深深感到，京劇格律有突破、豐富的必要。我覺得可以把曲牌體吸收進來。詞曲在寫情上較之原來規整的古近體詩無疑是一個進步。我曾經按譜填詞寫過昆曲，發現這種貌似嚴格的詩體，其實比二二三、三三四自由得多，上下句不必死守。可以連用幾個上句，或幾個下句，以適合劇中感情的需要。古詩用韻，常常是平仄交替。一段之中也可以轉韻。杜甫的古詩都是一韻到底，白居易的古詩就按情緒需要不斷地轉韻。一段二三十句的京劇唱詞，為什么只能一道轍呢？轉韻有好處，可以省層次，有轉折。我甚至覺得京劇完全可以吸收一些西洋詩的押韻格式，如間行為韻，ABAB；抱韻，ABBA……

　　不是為格律而格律，不是跟京劇的傳統格律搗亂，不是別出心裁，是為了把京劇往前推進一步。新的內容、新的思想，新的感情，要求有新的格律。

　　當然不是要京劇格律搞得稀里花啦，原來的格律全部拋棄。主體，仍應是二二三，三三四、上下句。

　　擔心這樣搞會不象京劇么？請聽“風雨送春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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