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淵源論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國際法作為法律的一個分支部門，在發揮其維護國際秩序、協調國家間關系和保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方面正逐漸顯出它的強大力量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1國際法淵源內涵

　　同樣在國際法領域，淵源的定義在不同時代也是不盡相同的。第八版《奧本海國際法》中，奧本海將國際法淵源比作水的淵源;而在第九版中，他又將此定義為:“行為規則得以產生并取得效力的歷史事實。”中國著名國際法學家周鯉生先生認為它有兩種意義:“其一是指國際法作為有效的法律規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其他是指國際法的規范第一次出現的處所”。

　　而現階段，國際法淵源的定義也有了較大的變化。英國的布朗利先生認為在法律淵源上存在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的區分:前者是為了制定具有一般適用性并對特定對象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的那些程序和方式;后者為規則的存在提供依據，即一旦被證實，就具有一般適用的法律約束力規則的地位。

　　法律約束聯合王國人民那樣的方式來一般地約束各國的這種性質。因而布朗利先生認為國際法的形式淵源是不存在的，更難以維持形式淵源和實質淵源的區別。而王鐵崖先生對此也表示出了類似的看法，認為“國際社會中沒有造法的憲法機構，因此，國際法不可能有所謂的‘形式淵源’”。這些觀點基本上都否定了形式淵源的第二種理解。

　　總而言之，國際法的淵源是特殊的，它本身不具有統一的憲法及立法機構。國際法的制定在某種程度上不像傳統的國內立法，國際法淵源主要是指以某種國際法的法律表現的'形式存在為依據，主要起到一定證明作用的法律淵源，而無論這種證明是歷史的證明，還是法律的證明。

　　2國際法淵源的外延

　　在前文,我們已提到國際法淵源的外延非常廣泛,至少包括:道德規范、正義觀念、法理或國際法學家的學說著作、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的決議、準條約(軟法)、法律解釋、司法判例、國際習慣等。這里將其中爭議較大、易混淆的三種(司法判例、權威國際法學家的學說、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的決議)國際法淵源挑選出來,做一簡單說明。對于司法判例,《國際法院規約》第59條已明確規定:“法院裁判除對當事國及本案外無拘束力”;這樣的規定就排除了英美普通法的“依循判例”,法院判決只對案件當事國和本案有拘束力,而對于后來發生的案件沒有拘束力,從而使法院沒有在英美普通法中創設法律的功能,所以判例不是國際法的表現形式。但國際法院或國際仲裁庭在審理案件中適用國際法時,總會對國際法律原則、規則、原理進行論述,這些論述常常會被援引,并且在一般國際實踐中也得到尊重,也有可能發展為一般法律原則、規則,因此判例是國際法的重要淵源。

　　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的決議也應為國際法淵源,但很多人持不同看法。《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沒有提到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的決議可以作為確立法律原則之補充資料,這可能與當時國際組織的作用還沒有現在重要有關。但是,國際組織本身是獨立的國際人格者,其做出的決議屬于單方面的行為,一般無法律約束力,不是國際法的表現形式。雖然它們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們對國際法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不僅對國際習慣法的形成有貢獻,有的還成為締結條約的基礎。因此,它們是重要的國際法淵源。

　　3國際法因素

　　國際法因素是指不能單獨成為國際法淵源，但卻對國際法的產生和發展具有直接或間接作用的成分或因素。它的特點在于:

　　(1)片面性和必要性。像公法家學說，法官內心確信等，它們雖然不能單獨成為國際法淵源，但如果能與其它因素相結合就有可能轉化為上述的國際法淵源。

　　(2)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法的產生和發展。國際法因素的最大貢獻是它對國際法的推動作用。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論》于1609年出版，在當時便提出海洋自由或稱為公海自由原則對推動海洋法公約等海洋法規范的產生和發展;紐倫堡和遠東軍事法庭通過對二戰的主要戰犯進行審判為之后的盧旺達軍事法庭的審判、前南軍事法庭審判，以及現在將要對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的軍事審判提供了相應的實體法與程序法的規范、原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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