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異形式與政策論文

　　形式與政策論文——我眼中的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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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簡稱。每年的“兩會”討論的問題太多太繁瑣，其實就是中國這個快速發展的社會在轉型的時候產生的矛盾，這事不可避免的，也是很正常的，中國以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歐美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歷程，其中難免會出現一些社會主義社會特色的問題和矛盾。而當你沉浸在對某一事物不得其解的時候，不妨退一步思考，或許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只要你對中國的發展過程在宏觀大體上有一個方向的把握，你就會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來審視“兩會”。

　　改革開放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而兩會中討論的熱點問題，也可以分為三個類型。

　　下面先來介紹一下我自己認識的改革開放大背景。

　　在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開始他偉大的工程的時候，他老人家的目標是，先讓東部沿海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起來的人帶動后面落后的人一起走向社會主義的小康生活，現在經過了改革開放30年的努力，國家變得富強了，東部省份也取得了比較喜人的成就，但是中西部地區依然顯得相對落后。 我們可以把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解釋為一個慢慢和世界接軌并逐漸趕超世界的過程，我覺得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第一個階段，從改革開放開始至今的30年，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中國的各個方面給都顯得是十分的落后，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逐步加大，如果不進行改革，將會變得越來越落后，最終恐怕會被歷史的車輪所拋棄。這就需要一個歷史性的改變，東部沿海地區通過有利的條件首先獲得國外的比較先進的經驗和生產資料，然后轉化一部分為自身的積累，在這一過程中，外資的引進、生產資料的積累，是東部沿海地區首先得到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被激活，變得充滿了活力，而且保持了很高的GDP增長率，創造力世界經濟發展的神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而相對來說，中西部地區發展較為緩慢，人民的生活水平整體上低于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人均收入上與東部沿海地區有著數十倍的差距。

　　這就到了鄧小平說的讓先富起來的人帶動后富起來的時候了，然而從宏觀上來說，要實現共同奔小康的目標，必須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在政策上給予一定程度得傾斜，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才有可能達到共同富裕。根據我對國家政策的理解，國家政府希望東部沿海地區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起到帶頭的作用，引導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是中國在全球化得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時，又要加快把東部的產業、生產資料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生產資料積累，提高中西部人民的精神、物質生活，這就是改革開放的第二個階段，這也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階段。而我感覺我們現在就是處在這個階段的開始。

　　然后就是大家所期待的，也是我推測的第三個階段了。當東部沿海地區實現在全球激烈的競爭中取得不凡的成就，甚至可以引領世界潮流的.時候，而同時中西部地區的產業也差不多完全可以承接東部地區的時候，中國整體上得到了一個大的跨越的發展，如果說改革開放三十年是為中國的發展打下了基礎的話，那么這個階段可以說已經得到了在此基礎之上的很大程度的拔高，是改革開放的最終結果。

　　在這樣的背景（第二階段的開始）下，通過下面的三個熱點的分析，我們可以把兩會中的熱點問題大致分為三個類型：

　　首先，就是最受關注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社會保障話題最受網民關注。共有79750人參加“社會保障”調查，在各項城鎮職工社會保障制度中，養老保險最受關注，其次是醫療保險。對于養老制度，

　　96%的網友認為，企業職工和公務員養老制度實行“雙軌制”非常不合理。在社保制度方面，15%的被調查認為一些保險報銷門檻過高，13%的網友認為異地報銷存在障礙。

　　在改革開放的第二個階段內，相對來說變得富強的國家整體必須要滿足人民的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讓人民可以享受到應該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和待遇，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小康生活，雖然還處于第二階段的初始，但是相對于過去來說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必將一步步的更好的實現。雖然現在還存在很多很實際性的問題，但是每個事情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現在的醫療保險制度不夠完善，因為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還不夠成熟，隨著改革的逐步加深，人民的權利逐漸的會得到更好的保障，所以我們不必急于對現行醫療制度的發泄不滿，應該以一個客觀的態度來監督它，讓它能早日變得完善來服務人民。

　　它代表著一個類型的問題，就是從中國薄弱的基本國情出發，經歷這一個從沒有到有，從有到很完善的過程，這個類型還包括由于投資熱引起的物價上漲以及食品安全等問題，在這些方面的空白必須盡快的進行填補。

　　第二，就是越來越大的個人收入差距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告訴記者，我國城鄉居民、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職工、收入最高的群體和收入最低群體之間收入差距很大。“兩個高工不如一個機關勤雜工，三個高工不如一個小學教師。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委員說，比如同是部隊轉業人員，從企業退休和從事業單位退休，待遇會截然不同。

　　長期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的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認為，從更為宏觀的視角來看，目前收入分配不合理之處還有：總體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度過高；企業和政府收入增速快于國民收入增速，居民收入增速慢于國民收入增速；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過低。

　　我認為這都是在社會的進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因為現在我們正處于上述三個階段中的中間階段，生產資料已由國外轉入國內一部分，而隨著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移產生貧富差距拉大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貧富差距拉的過大，就是去了共同富裕的本質意義，必須出臺一定的措施來把它帶回到一個正常的軌道中來。其中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將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例如國家將個人所得稅的起收標準提高到3000元，現在有提案計劃要提高到5000元，這就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改革，但這還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根深層次的分配制度。

　　鄭功成說：“目前的分配格局是30年來形成的，用10年來恢復到相對合理、公平的格局，即可給予高度評價，大家應該讓國家能夠理性地、穩妥地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所以，在不可避免產生個人收入距離拉大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盡可能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來平衡這種先天的“硬性”的失衡。

　　它就代表了第二種類型的問題，就是我們本來就有的問題，在改革開放的發展中，這些問題得到了進一步的加重和變化，這些問題一般都是一直以來大家十分關注卻起效不太明顯的，包括司法公正、反腐倡廉等問題，我覺得尋求一個更為新鮮的路徑才是解決這些老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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