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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事類原文及翻譯參考
上學的時候，大家都背過文言文吧？文言文能讓不同語言使用者“筆談”，是一種具有固定格式，卻不會非常困難的溝通方法。你還記得哪些經典的文言文呢？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文心雕龍·事類原文及翻譯參考，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征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鹖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于《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于紀傳;漸漸綜采矣。至于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于事義，才餒者劬勞于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里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以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
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勈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核，眾美輻輳，表里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稱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閑散，是綴金翠于足脛，靚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沉密，而不免于謬。曹洪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為良匠所度，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亙。皓如江海，郁若昆鄧。
文梓共采，瓊珠交贈。用人若己，古來無懵。
文言文翻譯:
《事類》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八篇，論述詩文中引用有關事類的問題。所謂“事類”，包括故實或典故在內，但劉勰在本篇所講“事類”，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文學作品中引用前人有關事例或史實，一是引證前人或古書中的言辭。這比通常所說“典故”的范圍要大得多。
本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事類”的含義、作用以及古來運用事類的概貌。劉勰認為運用事類的主要意義，在于“援古證今”、“明理”、“征義”。
第二部分由才與學的關系進而論述廣博學識的必要。對才與學兩個方面，劉勰除強調二者必須“表里相資”、“主佐合德”外，更提出“將贍才力，務在博見”，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觀點。他認為文學創作是“才為盟主，學為輔佐”，這種說法似近于天才論，特別是“文章由學，能在天資”之論，更是如此。但劉勰并非天才決定論者，而強調才與學必須“表里相資”才能發揮作用;更不認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變的，只要堅持學習，廣聞博見，就可豐富其才力。所以，這部分正以論述必須有廣博的學識為主。最后提出運用事類的基本要求是：學識要博，取用應約，選擇必精，道理須核：事類要用在文章的關鍵地方，而不要用于無關緊要的閑散之處。
第三部分主要是舉前人用事之誤，以說明用典引文必須準確得當而如自出其口。
從古到今，善于運用事類的作者，曾為作品增色不少。劉勰對這問題的論述，如要求精約準確，“用人若己”等，基本觀點是對的。但劉勰所處的，正是作者大量堆砌典故而使“文章殆同書鈔”(《詩品》)的時期，略晚于劉勰的鐘嶸尚對此進行猛烈地批評，本篇卻是繼續強調事類的好處，提倡運用事類的技巧，而對劉勰之前已用得過甚過濫的傾向不置一辭，這就是劉勰不及鐘嶸的地方了。
(一)
所謂“事類”，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寫作之外，利用有關故實來表明意義，引用古事以證明今事。從前周文王作解釋《易經》的卦爻辭，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濟》卦陽爻的第三位，遠的引到殷高宗討伐鬼方的事;在《明夷》卦陰爻的第五位，近的寫到殷末箕子的貞操：這只是簡要地舉出古人的事跡，用以證明意義的例子。至如《尚書·胤征》所載胤君征討羲和時，舉出夏代《政典》中的教訓;《尚書·盤庚》所載殷王盤庚告誡國人之辭，講到上古賢人遲任的話：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辭，用以說明道理的例子。由此可見，引用前人現成的話來說明道理，列舉古人有關事跡來證明意義，這是圣賢對重大問題的議論，更是經典中運用的通則。《易經·大畜》的《象辭》中說，“君子應多多記住前人的言論和行事”，這也有助于文章的豐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據說是依照《詩經》的作者而寫的，其中雖講到不少古代的事，卻不采用原來的辭句。到漢初賈誼的《鵩鳥賦》，才開始引用《鹖冠子》中的話;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引用了李斯的《諫逐客書》：這也只是偶然引用罷了。到揚雄寫《百官箴》，就采取《詩經》、《尚書》中的話頗多了;劉歆寫《遂初賦》，更歷述了不少周晉史實：這就逐漸錯綜引用各種古書了。及至東漢的崔骃、班固、張衡、蔡邕等，便搜集種種經書史書，把文章寫得華實滿布;憑借古書以獲得成就，這方面他們都是后人的典范。
(二)
姜和桂都從地上生長，它們的辛辣卻是其本性決定的;寫好文章要通過學識，創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資。才能由作家內部產生，學識則是從外部積累而成;有的人學識豐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較強但學識貧乏。學識貧乏的作者，在引事明義方面比較困難;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辭達情方面相當吃力：這就是內才外學的區分。所以，命意為文，在心和筆共同謀劃之中，作者的才力起著主要作用，學識則起著輔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學識兼善并美，就必然在創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才力和學識都欠缺，雖有小巧也很難有大的成效。像揚雄那樣有才華的作者，還上奏書說自己學識不足，到他在石渠閣閱讀大量圖書之后，便寫成了優美的文學作品。內才外學相輔而成，古往今來的作者無不如此。所以魏武帝曹操說：“張子的文章其所以拙劣，就由于他學問膚淺，見聞不博，只知拾取崔骃、杜篤的小文章;因此，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追究起來便不知源頭何在。”這就是孤陋寡聞的毛病了。儒家經典內容既深厚，書籍也十分豐富，的確是各種言辭的淵藪，啟迪才思的寶庫。從漢代揚雄、班固以后的作者，無不從中各取所需：憑自己的努力去學習，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要善于吸取儒家經典，就必能從中獲得豐富的營養。所以，要充實作者的才力，必須首先博見廣聞。一張狐皮不能制成皮襖，少量的雞掌也不能吃飽。因此，綜聚學識須要廣博，采用事例則應簡約，考校選擇必須精確，吸取的道理應該核實：這些優點集中起來，就使才力和學識相互發揮。三國時劉劭在《趙都賦》中說：“平原君的門客毛遂，呵叱強勁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訂盟;趙國的小臣藺相如，斥責強盛的秦王，迫使他擊缶為樂。”能夠像這樣運用故實，就可算是抓住道理而又意義重要了。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雖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這就如像小小的銅鍵能夠控制車輪，門戶的轉軸可以承運開關。如果把精微的言辭、美妙的故實，用在無關宏旨的地方，就如像把金玉珠寶掛在腳上，把脂粉黛墨抹在胸前了。
(三)
大凡引用故實得當，就像自己說的話一樣;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講的內容不吻合，就成了千年抹不掉的污點。陳思王曹植，可算是群才中的英俊了，但他在《報孔璋書》中說：“葛天氏時的音樂，千人合唱，萬人相和，聽了這種音樂的人，對古代的《韶樂》和《大夏》都有所輕視了。”這就是引用古事的謬誤。查葛天氏時所唱的歌，唱與和的一共只有三人而已。司馬相如《上林賦》中說：“演奏陶唐氏的樂舞，聽葛天氏的音樂，千人齊唱，萬人齊和。”所謂唱和千萬人，不過是司馬相如的主觀推測。其所以不真實地夸大《葛天氏之樂》，把“三”擴大為“萬”，是由于作者根據《上林賦》亂寫，以致造成這種荒謬的。又如陸機的《園葵》詩中說：“葵能蔭庇其足，只不過一點小小的智慧，但生存的道理卻有千千萬萬。”關于“葵能保衛其足”，原是孔子譏諷齊國鮑牽的說法;“葛藤庇護其根”，原是宋國樂豫對宋昭公說的話：這本是兩碼事。如果把“葛”比作“葵”，就是張冠李戴的錯誤;如果認為“庇”字比“衛”字好，則又改變事實而有失其真，這是不精確的毛病。以曹植的精明熟練、陸機的深沉細致，還難免有誤;曹洪在《與魏文帝書》中，把“河西”誤作“高唐”，又有什么可嘲笑的呢?山中樹木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儒家經書被后世文人所選取;木材美好的，便用斧子加工;事義美好的，就用筆墨寫下。能如此，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也就無愧于古代善于準確斫削的匠石了。
(四)
總之，儒家經籍精深宏富，文辭和義理都具有永恒的意義。它像江海那樣廣大，像昆侖山的珠玉和鄧林那樣繁盛。優質的梓木都可采伐，美好的珠寶全可贈送。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自出其口，古往今來的讀者都是歡迎的。
《文心雕龍·事類》簡介
《事類》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八篇，論述詩文中引用有關事類的問題。所謂“事類”，包括故實或典故在內，但劉勰在本篇所講“事類”，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文學作品中引用前人有關事例或史實，一是引證前人或古書中的言辭。這比通常所說“典故”的范圍要大得多。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理論系統、結構嚴密、論述細致的文學理論專著。成書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
今人讀解
文心雕龍
劉勰《文心雕龍·事類》篇主要論述“事類”的運用，本篇研究中的主要歧疑，是對“事類”概念的不同理解與闡釋。王志彬先生就“事類”與“事義”兩個概念的異同進行了詳細的辨解，本文擬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辨析龍學界對“事類”概念所持的幾種不同的觀點，這對于更深入理解《事類》篇的主旨以及探討六朝文風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事類”與“典故”
現代文學家在注釋《事類》篇時，大多用“事類”與“典故”或“用典”作對比，其中有兩種觀點頗為相似，但又有一定的差異：一種觀點認為，“事類”就是“典故”或“用典”；另一種觀點認為，“事類”比通常所說“典故”的范圍大得多。
劉勰《事類》篇云：“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征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劉勰所謂的“事類”，其主要內涵有兩點：一是“略舉人事”，一為“全引成辭”，“人事”，劉勰也稱之為“古事”，“成辭”，劉勰亦謂之為“舊辭”。由此足見，劉勰所說的“事類”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引用古代的“人事”，并且所引用的“人事”在歷史上確實存在，虛構的故事不能算作“事類”；其二，引用古書、古人的言辭，并且確有其書、實有其人，任何虛構古書或著名人物的言辭也不能稱為“事類”。對“事類”這兩方面內容的概括，龍學家基本都能明確地指出，只是在和“典故”作對比時，出現了差異。那么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典故”的含義，對“典故”定義的界定比較復雜，吳直雄先生經過大致的梳理，把“典故”的定義概括為七種類型、九種意見，最后吳先生認為《辭海》“典故”條中“典故”的定義可以為我們所遵循。《辭海》定義“典故”為：①典制和掌故。②詩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這一定義也被《漢語大詞典》所采納。在古代，“典故”有“典制”之義，即典章制度的意思，如《漢語大詞典》“典故”條所舉《北史·高隆之傳》：“隆之性好小巧，至于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而劉勰所論述的“事類”并沒有此義。此外，《辭海》中“典故”的另一層含義是指“有來歷出處的詞語”，而劉勰所言“事類”的另一層含義是“全引成辭”，其中所舉的兩個例子是“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不管是“政典之訓”，還是“遲任之言”，都是完整的一句話，它們也有出處，但很明顯與“有來歷出處的詞語”不一樣。朱星《文心雕龍的修辭論》認為劉勰《事類》篇所引箕子高宗之事以及《書經》上的古語，實在都算不得典故，他說：“主要是在組織上語氣上，成為典故必須是壓縮的一個詞或短語或一句或在四六二句中，用一種代言體的口氣說出”。通過以上的分析看出，“事類”與“典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其相同之處是二者都有古代史實這一層含義。因此，把“事類”等同于“典故”或者說“事類”比“典故”的范圍大得多的觀點都是不甚恰當的。
劉永濟先生《〈文心雕龍〉校釋》將“典故”的使用分得極為細致，其云：“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義。其大別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辭。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證今情也；用成辭者，引彼語以明此義也。援古事以證今情之類，約有四端：一曰直用，二曰渾用，三曰綜合，四曰假設。用成辭以明今義之類，亦約分四項：一曰全句，二曰檃括，三曰引證，四曰借字。”劉永濟先生也主張“事類”即是“典故”，他在劉勰《事類》篇的基礎上，將“事類”的種類及其應用論述得更為詳盡，其中如“用古事”中的“綜合”、“假設”兩端，“用成辭”中的“檃括”、“借字”兩項，劉勰《事類》篇只字未提。劉永濟先生的這種歸納為后人研究“事類”以及“典故”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對豐富我們的認識與開拓我們的視野有重要的意義。
二、“事類”與“引用”
修辭學發凡
龍學研究界中，還有一種觀點比較有代表性，就是把“事類”等同于修辭學上的“引用”。“引用”這一修辭現象的產生由來已久，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其內涵與外延是不斷發展與變化的。陳望道先生《修辭學發凡》認為“引用”約有兩個方式：分別為“明引法”與“暗用法”，他說：“文中夾插先前的成語或故事的部分，名叫引用辭。”“引用辭”除了以上兩種方式外，陳望道先生認為還有一類滑稽的用法，即“割截成文，以資談笑”，如“回也不改”割截自《論語·雍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可見，陳望道先生所言的“引用”與劉勰所談的“事類”有極大的相似性。與陳望道先生對“引用”的解釋相比，當代學者對“引用”的理解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如王德春主編的《修辭學辭典》認為“引用別人的話語或成語、諺語、格言等”都算作“引用”，該書按引用內容的不同把其分為四類：“引經”、“稽古”、“出新”和“反用”，“引經”可以類比為“事類”中的引成辭，但是要比引成辭的范圍大得多，凡是格言、名句都是“引經”，“稽古”可以等同為“事類”中的用古事，其中“出新”與“反用”，劉勰《事類》篇未曾論及。《漢語大詞典》定義“引用”為：“用他人的事例或言詞作為根據。”《漢語大詞典》所釋“引用”的定義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們今人一種普遍的看法。由此可見，現代意義上的“引用”所指涉的對象極為寬泛，古今中外的事例或言詞，包括諺語、俗語、成語、兒歌、童謠、數據、格言、語錄、警策、歇后語、圣賢言辭、名人言論、詩詞散文、神話傳說、歷史故事等，凡是被摘錄出作為根據的皆可稱之為“引用”。在《事類》篇中“引”字共出現了八次〔13〕，把這八處“引”字翻譯成“引用”也是可以的，而且劉勰也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但是由此出發，把“事類”理解為現代意義上的“引用”是不太貼切的。現代意義上的“引用”比“事類”的范圍要大得多。因此，“事類”大致相當于“引用”這一修辭方法。
三、“事類”與“事義”
在《文心雕龍》一書中，“事類”與“事義”是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參考劉勰以前或當時的其他有關論著，辨析這兩個概念的同異之處，對于明確劉勰的文學理論有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古代“事類”的稱謂很早就出現了。六朝時候，“事類”出現了幾種不同的稱呼，有的稱“事類”，有的稱“事義”，有的則稱“用事”。如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這里的“事類”就是指引古事或成辭。鍾嶸《詩品序》云：“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這個“事義”與“事類”的含義相同。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云：“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這里“事義”與“用事”的含義所指一樣，就是運用古代典實之義。《南齊書·文學傳論》云：“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全借古語”、“唯睹事例”也與“事類”的含義相同。蕭統《文選序》云：“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蕭統所言的“事”與“義”大致與事類之義相同。
解說
劉勰也曾幾次用到“事義”一詞，其含義與“事類”相同。如《體性》篇：“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知音》篇：“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此二篇中的“事義”與“事類”的含義相仿。即使在《事類》篇中，也存在“事類”與“事義”通用的情況，如“學貧者迍邅于事義，才餒者劬勞于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綜上所述，六朝時候，“事類”的稱謂雖然不一，但它已漸漸地成為一個專門的術語了。
在中國古代用古事、引成辭的現象出現得很早，并且逐漸地演變成一種特定的修辭手段，被文人學者大量地使用。黃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云：“逮及漢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舊言，始則資于訓詁，繼而引錄成言，（漢代之文幾無一篇不采錄成語者，觀二《漢書》可見。）終則綜輯故事。爰至齊梁，而后聲律對偶之文大興，用事采言，尤關能事。”祖保泉先生《文心雕龍解說》認為在文章中“事類”運用不當，就會紕繆叢生，“劉勰注意到了這個創作上的實際問題，試圖加以解決，便撰寫《事類》篇。”祖保泉先生的這種解釋非常中肯，可謂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因此，聯系黃侃先生所論，我們明白劉勰《事類》篇主要是針對當時文風而寫的。同時，“事類”的使用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在這個時候劉勰加以適當地總結也是非常必要的。
還有一種情況需加以辨析。劉勰《附會》篇云：“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后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此處“事義”的含義顯然不是“事類”一詞所能涵蓋的，作為一篇文章的骨髓，這里的“事義”主要是指支撐全篇的材料與事實。
以上分三部分辨析了“事類”與“典故”、“引用”、“事義”的同異之處。“事類”是中國古代修辭學上的一個專門術語，與現代意義上的“引用”大致類似，但比“引用”的范圍要小得多，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用古事，一是引成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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